周寿恺在厦门闭居一年多，其间他多次有机会移居香港，但这位当时已有名声的内科教授，已决定后半生留在大陆，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其年四十四岁，在四十年代以其精湛的医术先后为吴铁城、戴笠、陈立夫等人看过病的周寿恺，作出这样的选择，对后人考察194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家与国前途的思考，又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1950年，周寿恺受聘岭南大学医学院，举家迁到广州。大概这时已没有人知道，周寿恺的岳父黄奕住，曾在二三十年代先后为岭南大学捐过巨款。黄萱终于在她四十岁那年踏入令人向往的大学校园，一圆当年的梦想。

无法抹掉祖先显赫历史的铭印和与生俱来的名士气质，使陈寅恪一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恪守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准则。这种气质无论在他的学术研究里还是待人处世中都留下了刀刻一般的痕迹。详考“家世风习、历史源流”，实为陈寅恪中年后治史一大心得及手法，其运用之娴熟与得心应手，每有精论。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有这样的论述：“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陈寅恪是在论史，也是在发心中之感慨。它反映出陈寅恪人生观与历史观中的某一层面，它已超越了士族的范围，而具有了一种文化的意义。尤其在旧有的传统正被摧毁，新的文化道德犹未建立时，这种意韵极显其价值。至于“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阙也”等等恣意纵横之宏论，也是陈寅恪感同身受的文化感叹。这样的见解及气质，在陈寅恪的一些著作中比比皆是；这样的见解及气质，也是陈寅恪的人生见解及生命气质。

“门风家学之优美”，不仅令陈寅恪在花甲之年觅到了罕有的合作者，还使陈自己在几近孤寂的世界里不致太寂寞，除了有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外，几乎每天还能感受到舒心雅致的知己友情。

陈寅恪非常珍惜黄萱的到来。

在漫长的十三年中，陈寅恪从未向黄萱发过脾气。在岭南二十年，“脾气怪”成了人们对陈寅恪的第二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指“陈很厉害，懂十几国语言”。

初期的工作，陈寅恪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指导还心怯怯的助手。今日看来，陈寅恪很懂心理学，初时黄萱一直想打退堂鼓，但陈寅恪的耐心及从不苛求，令黄萱许多次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只好硬着头皮慢慢去适应。

以后黄萱才知道，1946年陈寅恪返回清华园时，身边常年有汪篯、王永兴、陈庆华三个助手协助工作。这三人皆一时之人眩陈庆华英语很好，汪篯深得老师治史神韵，王永兴的勤恳很为陈寅恪信赖。

但在这个年代，即使终身难忘师恩的后学，也毫不犹豫地走一条新的人生之路，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更感孤独的文化老人的顾怜。

1952年11月22日，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之所以“兼任”，一是黄萱自感还在适应陈寅恪的工作；二是当时学校经费不够，只能支付一部分工资。黄萱接受了这个聘任。

1953年夏，陈寅恪一家搬到周寿恺家的楼上，也即东南区一号二楼，于是一道楼梯将两家人更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东南区一号是一幢二层楼的洋房，建于1911年。因由美国人麻金墨（译名）夫人捐资六千美元所建，故又称为“第一麻金墨屋”。从这一年的夏天起，陈寅恪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