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萱的勤奋与任劳任怨令陈寅恪很满意。四十年后，黄萱的儿子周任回忆，有时陈寅恪嘱咐黄萱查找一句话的出处，出处找到了，黄萱仍要将该书全看一遍，为的是更深地理解陈寅恪的思路。

陈寅恪的确很有预见。

在随后而来的十余年间，各次政治运动都要求助教及青年老师与老教师划清界线，并以此作“人人过关”的标准，无人能幸免。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不可调和的矛盾。1953年底，周寿恺对汪篯说，陈愿意找黄萱做助手，大概是她不会将陈平时的言行往外传。周寿恺说对了。陈寅恪选择对了。

令后人一直心绪难平的是，陈寅恪的预见惊人的准确。

1955年9月15日，由陈寅恪提出，陈序经亲自承办，中山大学正式聘任黄萱为陈寅恪教授的专任助教。同时以此为由说服华南医学院免去黄萱“医学院家属委员会筹备主任”职务。这种职务在当时并非闲职。从该日起，黄萱正式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开始了她作为一个高校教员的悲欢人生。黄萱成为专任助教后，工作性质没有改变，名义却变了。以前“兼任”，带有友朋间私谊的成分；“专任”后，则有为国家工作的含义。陈寅恪一家并没有区分这种变化，仍像对待亲朋一般对待黄萱。黄萱每天一早赶路，时常来不及吃早餐，便专门在陈家订了一瓶牛奶，陈寅恪总是等黄萱喝完牛奶才开始工作。工作完毕，黄萱也常在陈家吃午饭。

对历史的怀想，总令人忍不住要作无穷的想象，欲探寻那些应当很丰富很细腻的生活场面。但事实上，陈、黄两人每天四小时的工作是相当枯燥的。后者的笔触要不断追上前者的思绪。陈寅恪严谨的考证，常常是一段写好，后来又发觉不妥，于是便推倒重新再来。有时甚至数十个字，也要改动多次。无疑，最能反映陈寅恪心迹的，首推那些由无数心血浸出来的著作——尤其在晚年。

陈寅恪的生活开始形成这样的规律：上午至中午为固定的工作时间，下午休息，晚上为第二天的工作做些准备。

即使在这样刻板的生活中，陈寅恪的人生仍溅出令人惊诧的火花。下午与晚上虽为休息时间，但陈寅恪的大脑仍在高速运转：其一，回忆上午所进行的工作，发现错漏，第二天马上告诉黄萱补正；其二，对第二天要进行的著述谋篇布局；其三，在脑海中搜索以前看过的资料，如有欠缺，便派人查找。在这方面，才有时人“陈寅恪记忆力惊人”的说法。陈要核实所需资料，常常是告诉助手在哪本书哪一页便可找到，结果十有八九如他所言。

真难为了这位旷世奇才。在同一个时期同样从事晚年著述，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此时正不失轻松地与他的助手对着录音机在作人生的回忆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