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直到死也没有用上录音机。一为大陆当时很少有民用录音机，二为陈已养成他口述、助手记录的习惯。

但大脑日夜疲劳，也为陈寅恪带来痛苦不堪的烦恼，在晚年他已离不开安眠药。“文革”爆发之初，人们首先对陈寅恪要服食进口安眠药，浪费国家外汇进行“揭发批判”。很多时候，在夜深人静时陈寅恪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一觉醒来又忘记了，又要重新苦思冥想一番。陈寅恪晚年著述之艰，可见一斑。

六十年代初，陈寅恪享受一些副食品的补助，有人认为陈整天在家很清闲，不知陈寅恪是否听到了这些闲话，有天他突然对黄萱说，“其实我的脑子每一分钟都在思考问题”。八十年代后期，已迈入古稀之年的黄萱回首往事时，对陈寅恪的这段学术人生呼为“惊天地，泣鬼神”。短短六字，蕴含着多少生命的雄伟与悲壮。

还有一些小插曲值得一说。

1955年黄萱担任“专任助教”后月薪为七十六元，直到黄萱1973年退休后依然没有改变。

自从黄萱每天要到中山大学工作后，周寿恺副院长只要有时间，每天下午必定到车站接妻子，风雨不改。

陈寅恪一直让女儿们呼黄萱为“周伯母”，以示黄萱与自己同一辈分。就为这似乎很平常的称呼，黄萱数十年一直感激陈寅恪对自己的这份“尊敬”。

1955年，陈寅恪借《元白诗笺证稿》一书重印之机，在附记中特别指出该书的修订有赖于黄萱的帮助。这是黄萱第一次为学界所知，其名字第一次与陈寅恪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