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岂止获得陈寅恪的信赖，向达还获得陈寅恪甚高的评价。“三绝句”最可注意的，是每首诗的第三、第四句，直见陈寅恪的无限感触。如“吾有丰干饶舌悔”与“转怜当日空奢望”，陈寅恪表达的是“老而无成”的伤叹以及未能实现理想宿愿的痛悔。“竟与拈花一笑同”，陈寅恪借禅宗“以心传心”之典，感叹向达与自己在学术上的心心相樱至于“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句，更殷切期望向达宏大的计划能实现，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与之切磋交流。向达的勤奋与乐观，感染着陈寅悖向达不是陈门弟子，但在陈寅恪面前仍属晚辈。一个份属晚辈的学人能获得陈寅恪如此由衷的羡慕与钦佩，在陈寅恪的晚年，这是唯一的一例。

向达南下对七十四岁的陈寅恪有何意义？

这是自1949年以来陈寅恪第二次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与北国史学界旧识有密切的接触。第一次是1953年，汪篯南下劝师北返，一住十数天。十一年前，陈寅恪尚有充沛的精力对他看不惯的人与事大发雷霆；十一年前，陈寅恪晚年的名山事业才刚刚开始。十一年后，盲目的陈寅恪再添“膑足”，生命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十一年是陈寅恪晚年最见悲欢、于历史而言最为沉甸甸的岁月。十一年前，陈寅恪极不满北国学人亦步亦趋的“气节变易”，汪篯成了他吐出怒气的承受者。十一年后，他终于在向达身上寻回某种很熟悉的气息。此刻，向达不再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了饱受风霜的那一类北国知识分子。陈寅恪与北国相当部分的学人再度获得沟通，但他们都同样地老了。

1964年这一年来访的京华学人还有周培源、周一良等，皆是短暂的过访，据说都相见甚欢。相距十一年，陈寅恪先后两次与北京学人有较长时间的会面接触，人生都投下了截然不同的鲜明特点。许是巧合，汪篯与向达这两位有幸在陈寅恪晚年与陈作过长谈的学人，同弃世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轮风暴——1966年。1964年的向达，没有料到自己只余两年多一点的生命。告别陈寅恪三个月后，向达向中华书局交出了他编辑的影印本及他撰写的书稿“序文”，其勤奋研治可见一斑。涌动着贡献余生激情的向达怎会料到，时代已不需要他的贡献。他写的“序文”没有通过终审，影印本也被认为“暂时不出版为好”。中华书局的一份业务档案，记录了当年书局对向达所撰“序文”的评语：“从向的序文看，赵城藏本和福州藏本似乎都没有太大的价值，要不要印，需要研究。向的序文有些说话可以研究。又如称伯希和、羽田亨为‘教授’，称玄奘为‘法师’等等。此外向的序文还谈到苏联科学院拍摄敦煌卷子的事，批评了苏联，这段话，涉及国家关系，是否要写上，怎么写，也须郑重。”

向达的“不合时宜”，是相当明显的了。这情景总使人不由想起十二年前中国科学院出版部门对陈寅恪为杨树达的著作所写序言而作的“语意迂腐”的评语。

1964年10月，书局正式通知向达，影印本不能出版。空有一腔热血，向达只能静等死亡的到来。

1966年6月，“文革”爆发，被列为“牛鬼蛇神”的向达受到残酷的批斗，有时一天被斗数次。随后向达被下放劳动改造。向达一向肾脏不好，劳动期间肾病发作，红卫兵斥其“装病抗拒改造”，拒绝送其到医院救治。拖延数天，眼看要出人命，才勉强同意送院抢救，但已回天乏术。1966年11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向达死于尿毒症，终年六十六岁。

1978年，中华书局招集了十数位专家学者，在借鉴与参考了向达等人已有的成果基础上，重新对《大唐西域记》作了整理。五年后，终于出版了一部六十三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对该书进行定稿审阅的，是陈寅恪在东方语言领域里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季羡林。历史又一次再现了陈寅恪的身影。莫非这就是世人常说的“不熄的精魂”？——不熄的文化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