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名气毕竟比向达大。所以多年以来学界一直将1964年陈、向两人的会面说成是向达专程南下向陈寅恪请教。但实际上两位一流学者的聚首内容要广泛得多。向达无疑谈到了他研究的艰辛，谈到了诸如没有助手帮助整理与抄写资料，以及查阅资料极不方便的种种困难。六十年代一个摘帽“右派”所能经历的艰苦，向达都谈到了。于是，在陈寅恪赠向达的诗中有这样引人注目的两句，“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陈寅恪表达了甚为钦佩向达的心情，并没有内藏太深奥典故的一句诗，内含的情感却是多么的深厚！

现在所知，向达晋谒陈寅恪时他的庞大计划中的第一部分——出版影印本的编辑工作已初步完成，成书期日可待。故此，向达此行有向陈寅恪征求意见、请教一些疑难问题的意味。当年中华书局一位主要负责与向达联系的年轻编辑谢方，在三十年后回忆，向达广州之行，主要是就《大唐西域记》中一些涉及梵文的问题请教陈寅恪，因为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书中的一些梵文也拿不准。

中山大学毕竟远离京华，向达的到来，在历史系引起了震动。3月24日，历史系安排向达专门作了一场报告。在毛泽东已多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有可能出修正主义”的1964年，中山大学历史系仍以热情的笔调记录下向达这场报告的主要内容，可证向达在当年受到的欢迎。

在这场题为《敦煌学六十年》的报告中，向达谈了五大内容：一、敦煌的历史与地理；二、敦煌石室藏书及其他遗存的发现；三、石室藏书及其他遗存有助于中古历史的研究；四、三种古代宗教经籍的发现与西域语文的发现；五、敦煌学研究的将来。

据说，向达一向讷于言，“口才不好”，属讲课效果比较差那一类。但向达在中山大学所作的这场学术报告，却有如润物的春风。二十年后，中山大学历史系出了一位研究敦煌学卓有建树的学者姜伯勤。那年，三十不到的姜伯勤，以青年教师的身份聆听了这场报告。

向达在广州至少待了十七天以上。直到4月2日，向达还第二次接受了历史系的邀请，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在这十数天时间里，向达多次上门与陈寅惆密谈”，内情无人知晓。在这十数天时间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遭连降数级的端木正，曾陪着向达游览了广州出名的佛教胜地光孝寺与六榕寺。光孝寺建于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千多年来不少海外高僧曾到此传教译经。公元676年，禅宗六祖慧能到寺与僧人论风幡后削发受戒，故该寺至今仍存“六祖殿”等古迹。向达在广州的游览，仍是围绕着“辛苦缀遗文”。

带着一份情谊与收获，带着陈寅恪的期望，向达要起程北归了。历经世事变迁，向达再次获得陈寅恪的信任。在向达来访期间，陈寅恪写下《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绝句。这份信赖，自五十年代后期，京华的学人已甚少有人获得。纵览陈寅恪晚年题赠的诗作，除了少数有世交之好的亲朋戚友外，便只剩下几个引为知音的挚友了，如冼玉清、吴雨僧、蒋天枢、向达等。兹录此“三绝句”如下：

其一慈恩顶骨已三分，西竺遥闻造塔坟。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其二梵语还原久费工，金神宝枕梦难通。转怜当日空奢望，竟与拈花一笑同。其三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

据向燕生回忆，其父曾述诗篇是唐筼亲笔所录并亲自送去中山大学招待所交给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