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美延回忆，陈寅恪晚年诗作的整理人与抄录者，仅为唐筼一人。若唐筼身体不适时，两个女儿间或帮忙。整理与抄录的过程如下：陈宅厅中挂有黑板，平常由唐筼做整理工作。因唐筼熟悉丈夫，一般陈吟出诗句，唐筼就能记下。若碰上艰深的句子，陈寅恪就亲手在黑板上写出，由整理者将诗句抄录下来，写完一句抹掉一句，然后再写下一句。外人当无法探知陈寅恪诗作的内容。有一次，由陈的女儿整理，事毕，女儿忘记擦黑板，结果恰好历史系一助手撞上门来。当陈寅恪知道黑板上还留有诗句时很生气，再次叮嘱家人注意。

1964年的蒋天枢，也许还不太了解这些背景，他录下陈寅恪诗作的一本小册子，回到上海后竟然发现遗失了。除了陈寅恪的亲属外，蒋天枢是最早窥见陈寅恪晚年诗作基本风貌的第一人。

令此次师生相见添加了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是陈寅恪特意为这次相见写下了《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简洁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文中一再阐述的文化观，以及连同它写于1964年的背景，后人可以将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理解为陈寅恪在生命结束之前向这个世界所作的一次自述。兹将此文全文照录：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

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

文题贯以《赠蒋秉南序》，以友朋名字作标题，为陈寅恪晚年撰文仅见。

自叹“终无所成”的陈寅恪，以“奄奄垂死”之心态，却慷慨写下“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等掷地有声的文字，陈寅恪是为后人写此文。作者数十年寄寓身世之感、现实之慨、兴亡之叹，都浓缩在此文之中。1945年，陈寅恪有《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内有语云：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