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表面是在论述梁启超，实质宣泄其缠绕一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精神”。悠悠十九年长，世局变迁，沧海桑田，但“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与“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这两者的脉络是相同的。尤其是“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足以概括陈寅恪一生的品格。此品格也是现代中国学人历经社会嬗蜕、世纪风云而被很多人丢弃了的。

更往深一层，易堂诸子在世变之际犹能从容讲文论学，陈氏叹为天下之至乐大幸。然“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此短短数语，盖可见陈氏侪辈处身于近代大变局下一生的出处，大可咀嚼再三。

1918年，王国维作《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激赏罗振玉关乎“学术存亡”的刊书之功，内对“世局与人”作如许描述：“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而以学术之存亡为己责，搜集之，考订之，流通之，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其志，此于古之刊书者未之前闻，始于吾雪堂先生见之”；“至于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往往出于衰乱之世，则以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系，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学术亦然。”1927年，陈寅恪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对当时世局也作如下表述：“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两者的气息何其相似。王国维终死于自感乱极而无望之世；陈寅恪眼中的“巨劫奇变”，随着人生的漫漫长行，所含之义，已超越了“清末民初”这一历史阶段，蓦然回首，历经百年世变，人生又似重归于起始。

因有了蒋天枢这样的弟子，陈寅恪所以倾心相诉。有一些事不可不说。1958年搞“大跃进”，人人唱赞歌。在某次会议上轮到蒋天枢发言，蒋只说了“你们说的都是吹牛皮的话”这么一句便拂袖而去，结果弄到中文系众老师要保他蒋天枢才能过了此险关。文化大革命期间“无知”整“有知”，高等院校盛行考教授，不少老教授通不过“考试”，被评为“不合格”。蒋天枢却故意交白卷，临走还扔下一句话，“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不是我等人能制定的。”此话令极“左”的人哭笑不得但也无法辩驳。以上这些，都是传说，但从不“曲学阿世”的蒋天枢，其耿介与清高，在复旦大学也是出了名的。

十二天后，蒋天枢肩负着陈寅恪的重托启程返沪。陈寅恪作了总题为《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三首七绝。明白了蒋天枢1964年南下广州的原因，则对陈寅恪这三首诗便会有更深切的理解。兹录其中两首如下：

其二

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

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其三

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

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

1964年的陈寅恪，极心酸地称晚年的著述为“罪言”，再次发出了“此恨绵绵死未休”的痛泣。尤值得注意的是，七十四岁的陈寅恪，已离开教坛六年，仍对“俗学阿时似楚咻”（“楚咻”典故见《孟子?滕文公下》）的现实表达其深恶痛绝的心情。陈寅恪的愤世嫉俗，绝非仅仅关系着个人命运的浮沉得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