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琳琅满目,唐代诗人流光溢彩。
生活在诗书传家的国度里,我们从小就得到唐诗的滋养,与唐代诗人有跨越千年的“神交”。自咿呀学语时,我就开始吟诵“春眠不觉晓”、“慈母手中线”,直到大学、研究生毕业,专攻中国古代文学,一直与唐诗有不解之缘。2006年10月,我和几位唐代文学专家游览徂徕山,找寻“竹溪六逸”的遗址,想见李白等人的诗酒风采,禁不住手痒,试着吟小诗一首:
山深林茂密,古木异石多。
云气接东岱,泉流通汶河。
竹溪太白酒,梁父孔明歌。
日暮烟雾起,留连忘登车。
写成后,与熟知的唐诗相比,自惭形秽。所以后来再游成都草堂,便不敢再写古体诗,而改用现代诗与杜甫“对话”,记录一下自己的心绪:
你这个忧郁的老人曾在此栖身,
诗韵酒香至今存留在花径竹林。
我不敢说我写过有关你的论文,
今天只带来你没喝过的剑南春,
轻轻用手帕擦去石凳上的苔痕,
真心想请你出来摆一摆龙门阵:
这次的话题你就别再忧国忧民,
不妨随便谈谈酒以及翠袖红巾。
风起雨飘你迟迟没有现身,
面前只有蝴蝶肆意撩拨我的眼神。
古诗也罢,新诗也罢,也许是心理定势作怪,写来写去总觉得不如唐诗。知人论诗,我开始关注唐代诗人的生存状态,想用理性的思考来归纳唐代诗人的特点,分析唐代诗人生平事迹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应该说,唐代诗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共性,就是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有狂放不羁的精神气质,有侠胆雄心。置身于大唐帝国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诗人们不甘落后,跃跃欲试,即使在奋斗中遭受到挫折,也表现为十足的狂傲、自信。在这方面,最出风头的是李白。李白爱功名,自言“遍干诸侯”、“心雄万夫”(《上韩荆州书》);好饮酒,“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爱剑术,“高冠佩雄剑”(《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生性狂傲,“一醉累月轻王侯”(《将进酒》);尽管他多次声言“功成身退”,但“身退”是以“功成”为条件的,内心里仍充满获取功名的热望。对这样一位诗仙酒徒狂客,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对他给予礼遇和尊重,诗人任华甚至作诗羡慕说:“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杂言寄李白》)这说明唐代是个健康向上、张扬个性的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唐诗、唐人是大气磅礴、铿锵有力的,名之曰“铿锵大唐”,当是恰如其分。
描绘唐诗的盛况并不难,而要解释唐诗繁荣的原因,却要花费相当的功夫。无论有多少种解释,有一种解释是众口一词的:唐代的进士考试、诗赋取士的制度,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佳作名篇,即可登科授官,由布衣平民跃升为公侯将相,这种诱惑实在难以抵御,使得大批读书人努力钻研诗艺、创作诗歌,久而久之演变为自觉自愿的主动行为,吟诗作赋蔚然成风。但是科举考试的竞争是激烈而残酷的,更兼有“场外功夫”、“意外因素”的介入,使考场上风云变幻五花八门,出现了一些大喜大悲、甚或是啼笑皆非的故事,展示了科场悲欢、宦海沉浮的景象。
诗人之间的赛诗赌唱、切磋品评,全民爱诗、朝野崇尚诗道的风习,也是唐诗繁荣的两个原因。唐人不惧怕竞争,喜欢在竞争中夺冠争魁,像王昌龄、王之涣、高适三人酒楼赌唱,宋之问、沈佺期二人较量律诗等等。正是在竞赛和考评中,产生了在唐诗中举足轻重的诗体——律诗。律诗有严格的格律限制,这种限制在诗人们看来,不仅不会妨碍他们的诗兴,反而更刺激了他们难中见巧的欲望,促使他们更加纯熟地驾驭技巧,思维也更富有发散性和逻辑性。因爱诗而竞诗,因竞诗而更爱诗,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全社会每个角落都飘荡着诗的气息。我们注意到,在唐代出现了前代所罕见的诗歌“追星族”,他们都有心目中的偶像,并对偶像顶礼膜拜。例如有人崇拜李白,便改姓名为张碧,字太碧;有人崇拜白居易,就称姓名为黄居难,字乐地;有人崇拜贾岛,即对贾岛的铜像晨夕跪拜。就连社会上一些闲杂人员,文身时也把诗歌刺在身上,堪称是“铁杆诗迷”。正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众多铁杆诗迷的呐喊与鼓噪声中,诗人们才情绪亢奋、各展绝技。
纵观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唐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少禁忌的时期。单就诗人来说,这可以举出两方面的证明:一是婚姻、爱情方面比较开放,一是言论方面十分自由。唐朝和汉代一样,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开放(道学家因此便斥之为“烂汉脏唐”),像唐玄宗,本人十分风流,也允许宫女风流——一个宫女寂寞难耐,夹诗战袍寻觅佳偶,玄宗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予以成全;又如柳氏,爱上诗人韩翃,便说服丈夫准许她改嫁韩翃,一同资助韩翃科考成名;再如崔护,一首“人面桃花相映红”(《题都城南庄》),传为千古佳话。用“情天欲海、风月无边”来形容唐代诗人的浪漫生活,当不为过。翻开唐代的文史书籍,谐谑诗屡见不鲜,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言论自由的事实。像唐太宗和大臣宴饮、射猎时,竟鼓动大臣们互嘲互戏为乐;诗人张元一写讽刺诗嘲笑武则天的侄子,沈佺交甚至编顺口溜矛头直指武则天,武则天却一笑了之,不予追究;伶人在宫中的演唱会上公然说唐中宗“怕老婆”,不但不被治罪,反而获得“搞笑奖”;妓女请白居易给她的女儿取名字,白居易竟“不怀好意”地取名为“皎皎”,暗讽妓女的女儿知其母不知其父。诸如此类的“喜笑怒骂、谐谑嘲讽”,诙谐幽默,奇彩纷呈。在诗人言论自由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白居易,他的两首长篇歌行《长恨歌》、《琵琶行》,一首写的是唐玄宗,一首是写自己贬官的愁闷,但恰是这两首诗,给白居易赢来莫大的名声:对《长恨歌》社会上不责备其“不为尊者讳”,朝廷也不追究作者“诽谤先皇”罪;对《琵琶行》人们不仅不责备作者“牢骚太盛”,反而同情“江州司马青衫湿”;甚至于白居易死后,唐宣宗作悼诗总结他的成就时,概括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吊白居易》)
穿行于唐代诗人队伍的行列中,我还看到许多聪颖早慧、才思敏捷的诗人,像王勃、苏颋、刘晏、李泌、林杰、史青、柳公权等等。仅以作诗的速度而言,三国时期曹植的七步诗传为佳话,而唐代的史青五步成诗,柳公权更是三步成章。记载“早慧”、“捷对”之类的故事,自南朝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就专辟有篇目,所以我们整理唐代诗人的奇闻轶事,也有必要单独开设一个章节。
另外想说的一点是:唐代全民爱诗,三教九流都作诗,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像“生吞活剥”、“趁韵诗人”、“打油诗”等,应该说是唐诗中的“等外品”。五万五千余首唐诗,不可能都是精品(选来选去,最流行的《唐诗三百首》也只是三百首);三千五百多位唐代诗人,也不可能都尽善尽美。本着“不隐恶,不虚美”的原则,也收录了一些三教九流的奇闻怪事,这样更能反映唐代诗人的全貌,显示唐诗是兼收并蓄、宽广浑厚的“深山大泽”。
基于上述思考,本书分为八章,力求有点有面地反映唐代诗人的概貌。在材料的运用上,古籍主要参考的是《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广记》,今著主要参考的是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张忠纲先生主编的《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以及一些有关唐代的别史、野史、笔记、传记、纪事、传奇等等。个别地方,可能与正史记载略有出入,但为了保留“趣闻轶事”的特征,也选录收取,以聊备一说。
铿锵大唐,唐代诗人队伍是强大而豪华的阵容,他们把豪迈、坦荡、锐意进取的精神,和任性、天真、逍遥潇洒的性情,完美融合在一起,了无痕迹。许多年以来,我一直想用一个简短的词汇来形容他们,但都“词不达意”。后来看奥运会比赛,见体育记者称道某个实力强劲的运动队叫“梦之队”,如称美国篮球队为“梦之队”,中国跳水队为“水上梦之队”等。受此启发,遂称唐代诗人为“诗歌‘梦之队’”。
梦回唐朝,与“梦之队”一同做诗之梦、梦之诗。
朋 星
2008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