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文治武功彪炳于世的强大帝国。

“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旧唐书·薛仁贵传》），大唐帝国饱经铁血征战，武威远扬。“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人们尚武好勇，充满了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热情，洋溢着豪放任侠的社会风气。将士征战沙场，“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王维《老将行》）；侠客仗剑云游，“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其二）。这种雄健有为、气吞山河的时代风貌，势必深深地影响了唐代的诗人，他们或“投笔事戎轩”（魏徵《述怀》），或“遍干诸侯”、“心雄万夫”（李白《与韩荆州书》），或坦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或立誓“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或高歌“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或慨叹“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他们敢于突出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胸襟开放，慷慨奋发，体现了乐观自信的英雄气概和独立精神。像豪放飘逸的李白，像盘马弯弓、亲历战阵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其侠气雄心或可理解；但是就连一些“苦吟派”的文弱书生，也时时热血澎湃，想着“十年磨一剑”（贾岛《剑客》），“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其五）。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可以说是一个人人奋发图强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时期，诗人们尽情展露情感个性，狂放不拘。如杜审言之目空一切，如“饮中八仙”之纵酒使气，如李白之笑傲王侯。“狂”在唐人的字汇中似乎是个褒义语，贺知章即自号“四明狂客”，李白说自己“我本楚狂人”（《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杜甫则自称“狂夫”(《壮游》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狂夫》说“自笑狂夫老更狂”)。狂，表明诗人自傲自信、热情奔放，散发着鲜活美丽的人格魅力。

诗人而有狭义狂气，足可证明唐代的概貌：剑胆诗魂。

誉儿癖

隋末大儒王通的儿子王福畤（zhì），德才兼备，精于撰述，曾任太常博士、齐州（今山东济南）长史。王福畤的儿子王勔（miǎn）、王勮（jù）、王勃，也都因为写一手好文章而名传天下，王福畤平常也爱向别人夸奖自己的儿子。韩琬的父亲跟王福畤是老朋友，一次，王福畤写信给他，说：“王勔、王勮、王勃，三个孩子写的文章、词赋都清新俊逸。最小的王勃，好像也不错。”韩琬的父亲回信给王福畤说：“晋代王武子有爱马的癖好，你有夸奖儿子的癖好。你们王家人的癖好，恐怕是太多了吧。我需要见到你的儿子们的文章后，才能确认他们写的文章是好是坏，值不值得夸奖。”王福畤收到信后，就将三个儿子的文章寄给韩琬的父亲看。韩琬的父亲和一些知名人士，读了王福畤三个儿子的文章后，说：“生的三个儿子要都像这样，确实是应该夸奖啊！”

杜甫的从祖杜易简，曾经赞誉王勔、王勮、王勃兄弟三人为王家“三珠树”。

杨炯恃才傲物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少有才名，十一岁时举为神童，后任校书郎、县令等职。他博学善文，以文词知名当时，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人称王、杨、卢、骆。一向恃才倨傲的杨炯对这个排名顺序很不满意，自称“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至于对“四杰”之外的宫廷诗人，杨炯就更瞧不上眼了，每次见到他们，都冷冷地称他们是“麒麟楦”。“楦（xuàn）”是做鞋子用的木制模型，泛指填塞物体中空部分的模架；宫廷诗人们弄不清“麒麟楦”究竟是什么意思，便向杨炯请教。杨炯说：“现在会聚饮宴为乐的时候，常见有人玩耍麒麟的把戏，事先画好有头有角的麒麟皮，装饰上皮毛，然后蒙在毛驴身上，扮成‘麒麟’巡场奔跑。等到揭下那层皮，剩下的不过是一头蠢笨的毛驴。那蠢笨的毛驴，就叫‘麒麟楦’。”宫廷诗人听得面面相觑、愤恨不平时，杨炯又“雪上加霜”讽刺道：“那些无德无才而身穿朱紫官服的人，和毛驴披上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

后来，“麒麟楦”成为一个典故，指虚有其表。

“初唐四杰”中，杨炯写文章，喜欢连用古人的姓名，如“张平子（张衡）之略谈，陆士衡（陆机）之所记”等等，因此被称为“点鬼簿”；骆宾王写文章，喜欢用数字作对句，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之类，时人称之为“算博士”。

子昂摔琴

“蜀山金碧地，此地绕英灵。”（陈子昂《送殷大入蜀》）巴山蜀水自西汉司马相如以来就文人辈出，初唐诗人陈子昂就是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他出身豪族，世传道教家风，慷慨任侠。陈子昂十八岁时还不知书，整天跟赌徒混在一起；后来到乡校参观，蓦然惊悟，才开始发愤读书。

二十一岁那一年，他来到京城长安谋求发展。为了提高知名度，他想出了“自我宣传”的妙招。当时东市有人卖一把胡琴，售价百万，天天都有富豪高官传看，但没人识货购买。某一天，陈子昂突然从人群中站出来，对随从说：“用车拉一千贯钱来买下这把胡琴。”众人都很惊讶，问道：“你买它干什么？”陈子昂回答：“我擅长这种乐器。”有些好事的人问：“能露一手让我们听听吗？”陈子昂回答：“我住在宣阳里。”给人们指明了他住的地方，随后说：“明天备下酒菜，专请各位光临捧场。不仅希望诸位君子光临，还请各位最好邀着名人一起来赴宴，本人将不胜荣幸。”

第二天早晨，聚集来一百多人，都是当时有声望的人。陈子昂大摆宴席，出具山珍海味。吃完之后，陈子昂捧着胡琴站起身来，面对众人说：“我蜀人陈子昂，写有诗文一百卷轴，离家辞乡来到京师，却碌碌无名如尘土，不为人所知。这种乐器，是贱民玩的玩艺儿，我怎么会把它放在眼里呢！”说完，举起琴来摔到了地下。接着抬出两案子文轴，一一赠给了来赴宴的人。人们散去以后，一天之内，陈子昂的名字不胫而走，誉满京都。

三年之后，陈子昂考中了进士。武则天召见他，初时见他“貌寝寡援”，便讥讽他“柔野”。陈子昂毫不气馁，慷慨陈辞，述说“王霸大略”。武则天遂对他刮目相看，任命为麟台（即秘书省，为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正字（九品官），后又升为右拾遗（中书省八品官，掌供奉讽谏）。

杜家的狂傲与侠烈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能诗善文，才名早著，青年时期就与崔融、李峤、苏味道被人合称为“文章四友”。他也自负才气，目空一切，经常贬低别人、吹嘘自己。

有一次，杜审言读了苏味道的一篇文章，颇为轻视，走出家门，碰见几个熟人正聚在一起谈论诗文，他便凑过去，突然冒出一句话：“你们知道吗？苏味道就要死了！”大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儿来，七嘴八舌地问道：“苏味道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要死了？”“这话是从何说起呢？”杜审言捋着胡须慢条斯理地说：“事情是这样的：苏味道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送来让我看，我一看，那文章实在是太差劲儿，就狠狠地在上面写了几句批评的话。他要是看到我写的评语，还不得羞死！所以我说苏味道就要死了！”众人听说是这么回事，这才放下心来。大家觉得杜审言“损人利己”也太过分了，就争辩说：苏味道和您齐名，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观灯》）尽人皆知，他的文章怎会像您说的那样呢？！杜审言把眼一瞪，反驳道：“哼！他怎能和我相比！我的诗文，可以让屈原、宋玉当奴仆；我的书法，就是王羲之见了也得甘拜下风！”众人见他“牛皮”吹得震天响，也就不再说什么，笑着走开了。

杜审言这样狂傲自大、出言不逊，难免被同辈嫉恨。他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进士及第，做了洛阳县丞，后被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司户。在司户任上，又和群僚关系不和。司马周季重和员外司户郭若讷合伙陷害他，把他逮捕入狱，想找个借口处以死刑。杜审言的儿子杜并，年仅16岁，禀性刚烈，决心为父伸冤报仇，趁周季重等人聚宴的时候，偷揣着刀子行刺周季重。周季重遇刺身死，杜并也被杀害。周季重临死的时候，叹息说：“我不知道杜审言有这样侠烈的孝子，是郭若讷害我到这个地步！”杜审言因此被免官，回到东都洛阳，亲自写祭文祭奠儿子杜并。士人朋友也都哀念杜并的孝烈，著名文人苏颋（tǐng）为他写了墓志铭，刘允济为他写了祭文。武则天得知此事后，召见杜审言，问他愿不愿意再任官职，他立即拜谢圣恩，并当场赋《欢喜》一诗。武则天大加叹赏，赐予著作佐郎的官衔。

虽然经历了丧子之痛，但杜审言仍然狂傲不已、口无遮拦，一直到死还口出狂言。他病重垂危时，诗人宋之问等人前来看望慰问，他却说道：“上天不公，害得我这么苦。不过，有我在世，在诗文上一直压着你们，现在我就要死了，你们可以出头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能接替我啊！”说完便气绝身亡——死也死得傲气十足。

杜甫自然也继承了杜氏家族的遗传基因。年轻时，他“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喜欢饮酒打猎；在咸阳客栈闲来无事时，甚至敞开衣服与旅客一起赌博逞强，“凭陵大叫呼五白”（《今夕行》）。长安求仕遇阻、心情苦闷时，依然纵酒狂喊：“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晚年流落到四川成都，寓居城西浣花溪畔的草堂，得到坐镇成都的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关照。严武的父亲严挺之，与杜家有旧交，所以严武待杜甫很好，时常登门造访。但杜甫喜欢与田夫野老交往，不拘小节，简傲放达。严武来访时，杜甫不整衣冠相见，弄得严武很尴尬。有一次，在宴会上杜甫乘醉大叫：“想不到严挺之有这样的儿子！”在大庭广众面前直呼“封疆大吏”的父亲的名字，这是很不礼貌的。严武怒目瞪视杜甫，说：“杜审言的孙子，妄想捋虎须是吧？”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从中斡旋调停。严武说：“我和诸位饮酒，图的是高高兴兴，何至于羞辱到祖先呢！”事后，严武的母亲害怕严武心萌杀机，便用小船送杜甫一家离开了成都。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沿江东下来到夔州（今重庆奉节）。这位五十六岁的老人，在一次参加宴会时，想重温一下青年时期“裘马颇清狂”的派头，执意驰马前往，结果坠马摔伤，但他仍然自鸣得意：“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至于在诗歌上，杜甫就更自尊自爱、当仁不让了。他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夸耀祖父杜审言的诗前无古人；又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自称诗歌是杜家的专业。对自己的诗文，杜甫也自视很高，说“赋或似（司马）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说“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或许正是因为有这种超强的自信自傲，才使杜甫成为唐代的诗圣吧！

“饮中八仙”的酒肠诗胆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诗人与酒”自然也就是千古不倦的话题。文人饮酒的第一次高峰在魏晋时期——曹操“对酒当歌”，孔融“樽中酒不空”，“竹林七贤”个个是饮酒大师，陶渊明的诗歌更是“篇篇有酒”。第二次高峰就是唐代了，其代表人物是“饮中八仙”。

据李阳冰《草堂集序》记载，李白仕途失意，乃浪迹纵酒，与贺知章、张旭等八位文人墨客“酒味相投”，被人视为“八仙之游”。杜甫则据此精心描绘，写了神采飞扬的七言古风《饮中八仙歌》。这八位“酒仙”是：贺知章，李琎（jìn），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

贺知章(字季真)资格最老、年事最高，也是唐代诗人中的寿星。他为人豪放旷达，清谈风流，晚年更加放诞，自号“四明狂客”。他好饮酒，能文词，善书法，特别是酒后创作的作品，更是出神入化，被人们争相传诵、收藏。有一次，他的鼻子忽然流出类似“黄胶”的涕液，去看医生，医生说是因为饮酒太过，贺知章不以为然，照旧日饮月醉。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李白来到长安，贺知章听说后，特地前往旅舍拜访。当时贺知章已年过八十，在朝中任太子宾客、秘书监，而李白是四十多岁的“布衣”。但贺知章喜欢李白的诗酒之才，愿与李白结为忘年之交。李白得知这位名满天下的前辈诗人大驾光临，不禁十分惊喜，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李白拿出《蜀道难》请贺知章指教，贺知章还未读完就惊叹道：“先生不是世间凡人，大概是太白金星下凡，是位‘谪仙人’吧！”读了李白的《乌栖曲》，吟咏再三，称赏道：“这首诗可以‘泣鬼神’了！”两人情投意合，越说越高兴，贺知章当即邀请李白到酒馆边饮边谈，李白欣然允诺。酒逢知己千杯少，喝了一会儿，发觉酒钱不够了，贺知章哈哈一笑，解下随身携带的珍贵的杂玩之物金龟，权当酒资，继续推杯换盏，并约定以后时常切磋“酒艺”。天宝三年，贺知章告老还乡，李白赋诗送行，说“狂客归舟逸兴多”（《送贺宾客归越》）。回乡不到一年，八十六岁的贺知章在家乡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病逝。两年后，李白漫游到永兴，走访贺知章的故居，缅怀这位文朋酒友，写下了两首《对酒忆贺监》，其中一首说：“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