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乍到，陈伯达在延安没有受到注意。虽说他当时因发起“新启蒙运动”已颇有名声，但只在北平、上海等文化界有较大影响，而在延安，他的“知名度”还很低。“新启蒙运动”的讨论，并没有波及延安。

陈伯达到达延安之时，正值陕北公学创办之际。这是中共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校长为成仿吾。考虑到陈伯达说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教过书，于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陕北公学刚刚创办，正需要教员。

说实在的，陈伯达此人，只宜写文章，不宜当教员。他那一口闽南“普通话”，学生很难听懂。他讲课时，要不断在黑板上写粉笔写，才能让学生明白他讲的意思。与其说是讲课，倒不如说是“写”课！

在陕北公学教了一阵书，陈伯达被调往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乃康生。

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共培养理论干部的学校，院长张闻天。张闻天即洛甫，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跟陈伯达早就相熟。张闻天当即把陈伯达调到马列学院当教员。

这样，陈伯达教过马列主义知识，教过历史，也教过哲学。

记得，有一次开会，毛泽东来了。张闻天当众介绍陈伯达，说道：“这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张闻天说毕，噼噼啪啪响起一阵掌声。掌声过后，毛泽东也并未注意到陈伯达。似乎毛泽东当时并未读过关于“新启蒙运动”那些文章，因此对张闻天所介绍的“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没有在意。

教书毕竟非陈伯达所长，因为学生们纷纷反映，听不懂他的课。于是，陈伯达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须知，1927年陈伯达入党才几个月便在武汉担任此职，不料在11年之后，他竟仍然担任此职！

陈伯达担任过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这些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当然是知道的。陈伯达在延安得不到重用，原因是明白的：在延安有不少留苏归来的干部，知道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时倒向托派。托派问题在当时是很严重的问题，这样，组织上对陈伯达的任用，也就有一定的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