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初来延安的那些日子，陈伯达的心境不那么舒畅，特别是他的一些同辈人，职务远远高于他：当年上海大学的同学康生，如今不仅是中央党校校长，而且还担任要职——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当年留苏时的同学张闻天，如今不仅是马列学院院长，而且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陈伯达在马列学院当教员时的顶头上司是他，到了中宣部当科长那顶头上司还是他。所幸，张闻天待他尚好。

陈伯达觉得委屈，仿佛在延安坐的是冷板凳。延安的高级干部中，大部分是经过长征到达那里的，在长征中结下生死之谊，彼此关系很密切，而他从白区来，跟这些长征干部不熟悉，总有着隔膜。

陈伯达甚至有点后悔，觉得不该来延安。因为他在白区的文化界好不容易打开了局面，已经颇有声望，在那里倘若继续写文章，做文化工作，名气会更大……

陈伯达的情绪低落，又一次跌入了低谷。1938年上半年，陈伯达埋头于写作，写出了《三民主义概论》一书。尽管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却自知在延安难以出版这本书。

1938年6月，知道王明要去重庆，陈伯达托王明把书稿带去，在重庆出版。

陈伯达的《三民主义概论》是一本倾向不好的书，书中极其错误地对北伐前夕伪装革命的蒋介石作了很高的评价：

正是因为当时的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

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乃乔装左派，趁北伐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的反革命面目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暴露无遗，根本谈不上“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

陈伯达的《三民主义概论》，对于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对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原则区别，也作了许多错误的论述。

陈伯达在低谷中徘徊。

倘若陈伯达继续按照《三民主义概论》这样的错误方向写下去，这位理论家就要发生“理论大滑坡”，跌入危险的境地。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的指点，拨正了陈伯达的航向。从此，陈伯达投在毛泽东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