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犹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①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②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③“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④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子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以上所以全文照录毛泽东1939年2月1日致陈伯达函，是因为这封信清楚地表明：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毛泽东思索的热点。正因为这样，看了陈伯达的文章，毛泽东会随手写下这样的学术性的长信，与他进行详细的讨论。也正因为这样，陈伯达被毛泽东所看中，并非偶然。这封信表明，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而毛泽东的见解比陈伯达高出一筹。

陈伯达一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泽东呈送了《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陈伯达也请他的“顶头上司”——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看了文章。

毛泽东读后，兴致仍然很浓，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兹摘录部分原文如下：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唯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

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地写了七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

陈伯达收到信后，当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了一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是否妥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谈了三点意见。

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毛泽东终于决定把这位“陈同志”调到自己身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