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记得，那是1939年春，张闻天找他，商谈调动工作的问题。张闻天告诉他，毛泽东提名，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理所当然，陈伯达以欣喜的心情一口答应下来了。

据陈伯达回忆，当时调他去，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因此也就是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

办公室的秘书长为李六如。李六如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早在1921年便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4师党代表……后来，在1957年，他把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其中主人公“季交恕”便是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形象。

刚到军委主席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觉得不甚适应。因为李六如分配他处理军务电文，他要把前方发来的军事电报内容向毛泽东报告，然后按毛泽东的意见草拟复电，发往前线。他是“秀才”，对于打仗一窍不通。

没多久，毛泽东也看出陈伯达不适合做军务电文方面的秘书工作。陈伯达的兴趣，似乎还在那些“老古董”（孔子、墨子、老子），而这些与秘书工作毫不相干。

“我建议你把研究的兴趣，从中国古代哲学转向现实。你应当做些现实的研究。”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陈伯达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这样，他从收收发发军务电文，改搞资料工作。用陈伯达的话来说，他成了“材料员”。毛泽东给定了四个题目，要他收集资料。这四个研究课题是：

《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陈伯达做起了资料收集工作。这些资料，后来分为四册印行。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收集、整理这些资料，使陈伯达对中国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为他后来写《评〈中国之命运〉》等书打下了基础。

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的收收发发之类秘书事务性工作，而是协助自己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据陈伯达回忆，那时毛泽东40多岁，正值中年，精力充沛，他的著作一般都亲自执笔，不用秘书代劳，只是一些技术性文件，要秘书起草，以节省他的时间。毛泽东写毕，有时请秘书看看，提些意见，作些修改。毛泽东本人便是著作巨匠，擅长写作，他的著作别具一格，自成一体，非他人可以代笔的。陈伯达记得，只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第1章《中国社会》，是李维汉起草的，陈伯达作了修改，最后由毛泽东改定；第2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毛泽东需要秘书动笔的，常常是他的演讲，他在演讲时，一般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有的甚至是即兴式发言，连提纲都没有。这时，需要秘书作记录，整理出讲话稿，由毛泽东改定。

据陈伯达回忆，他曾为朱德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作过一些修改工作，陆定一也参加过。

在延安整风中，李六如被调离毛泽东办公室，从此，便不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