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在文章中又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平心而论，王实味的文章确实有许多“牢骚”。他之所以在整风运动中把这些“牢骚”写成文章，公之于众，是因为他在《野百合花》中这么写道：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到一般下层青年的“牢骚”。这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应当说，王实味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希望这些“牢骚”能够“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然而，王实味以及他的《野百合花》受到猛烈的批判，以致《野百合花》被毛泽东称之为“反党反人民”。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反人民”，其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成功”地施行了“反间计”。

那时，国民党的中统局在徐恩曾的领导下，对延安进行种种“新策略”——心理战！

比如，徐恩曾在中统局里设立了一个“谣言清查科”。其实，这个科真正使命是“谣言科”。这个科有人负责“造谣”——制造谣言；有人负责“放谣”——把制造出来的谣言施放出去；还有人负责“收谣”！什么是“收谣”呢？那是指“放谣”之后，谣言就在社会上传播，即“传谣”。为了“测试”传谣的范围以及传谣的速度，那便需要“收谣”。

这样把“造谣”“放谣”“传谣”“收谣”理论化、系统化，也真亏中统特务们想得出、做得出！

中统局造了许多谣，比如什么：“毛泽东主席被徐向前派人行刺受伤，不治身亡。开追悼会时被飞机侦察到了……”这些稀奇古怪的谣言，便是中统局对延安进行的“心理战”之一。

中统局的第二处第三科，则致力于系统搜集延安情报，其中特别地注意研究延安的报刊。

中统特务们把从延安报刊上收集到的“有价值”的文章，按专题印成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分为两类：

一类印成内部参考，限于国民党高层阅读。比如，他们印行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材《党的建设》，深得蒋介石的喜欢，以至编辑者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奖赏。因为尽管《党的建设》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而在蒋介石看来，却是了解中国共产党极有参考价值的情报。蒋介石甚至在书上写下“此节重要足资参考”、“吾人亦可采用”之类批语。也就是说，蒋介石以为，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办法，也可以用到中国国民党的建设中来！

另一类小册子则用于公开发行。中统特务特别注意不用“正中书局”“文化服务社”的名义出版，因为这些出版社的“御用”色彩太浓厚。他们选用中间色彩、民间色彩的出版社出版，保持“客观”，以使读者了解延安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