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特务从延安《解放日报》上读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马上看中了。当年的中统局局本部科长张文（又名张国栋），在后来写的《中统二十年》中回忆道：

对外发行的小册子中，影响比较大的首推《野百合及其他》。当中统特务见到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一文时，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研究，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万大鋐、王思诚核定，编写了《野百合及其他》一书，其中除了王实味这篇文章外，还从《解放日报》上找出类似的篇章，斩头去尾，加以歪曲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语。这一小册子印了几千份，据说是中统所印行的小册子中最为畅销的一种。

这本小册子，迅速地被中共驻渝人员送往延安。

这里用得着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受到国民党的“拥护”，自然就要“反对”，进入“反党反人民”之列了。

国民党中统局施行的“心理战”，印行那本《野百合及其他》，大大加重了王实味的罪名。

在对王实味进行“大批判”的行列中，陈伯达扮演着“排头兵”的角色。

陈伯达当时还没有“中央首长”的地位，远远不及康生那么显赫。当时，康生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局情报部部长、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主任为毛泽东）、中直机关总学委主任。然而，第一个以灵敏的“嗅觉”闻出王实味身上异味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其起因是王实味对陈伯达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异议……

正如“陈伯达”只是陈建相的笔名一样，“王实味”也只是王叔翰的笔名。然而，如今世上知道陈建相、王叔翰其名的寥寥无几，他们都以笔名——陈伯达、王实味——传世。

王实味比陈伯达小两岁，河南潢川县人，1925年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与胡风同班。1926年秋，王实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过小说，因英语颇好，更多地从事译述。

1937年，王实味来到延安。

如同陈伯达所说，他过去与王实味并无交往，来到延安之前并不认识王实味，来到延安后，曾在马列学院与王实味共事。不过，那时他们是同事，彼此是“平行”的。

后来，陈伯达成了王实味的顶头上司——陈伯达担任马列学院编译室主任，王实味在他手下工作，翻译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

不久，王实味调往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担任特别研究员，而研究室主任则是欧阳山。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张闻天，副院长是范文澜。1942年初，张闻天率调查组到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前后一年多，中央研究院由李维汉临时负责。

陈伯达与王实味的争执，最初是从陈伯达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1939年2月7日起，原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改作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于1941年5月16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新闻日报》，仍作中共中央机关报）。陈伯达在1939年2月16日《新中华报》上，发表了《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一文。王实味读了此文，觉得许多地方欠妥，他曾与陈伯达当面谈过，陈伯达显得不很高兴。王实味是个直爽、无遮无拦的人物。1940年冬，他竟动手写了《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一文，准备发表。

陈伯达得知，索看了王实味的手稿，于1941年1月7日急就成章，写出洋洋万言的答复文章《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

在这篇长文之中，陈伯达先是“谦虚”一番，自称：“我的确是文艺的门外汉，对于文艺并没有专门用过什么工夫，说起来，总不免有点‘班门弄斧’，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