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中，又有一小段涉及陈伯达：

1942年6月9日，礼拜二。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有两次很精彩的发言：陈伯达同志的和艾青同志的……

陈伯达在那天作了什么样的“很精彩的发言”呢？所幸，后来陈伯达把自己的发言稿在1942年6月15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今日的读者总算可以读到这个“很精彩的发言”的原文。那完全是“陈伯达式”的“大批判”语言。陈伯达并非在“文革”中成为“中央首长”写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才变得像把“铁扫帚”，其实，1942年，38岁的陈伯达已是一把很厉害的“铁扫帚”了。

只是原文太长，无法全部照录，现摘引部分“很精彩”的段落于下：

平常的时候，听人家传说过：王实味自己说，他有几个最大的敌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前次参加这个座谈会听见王实味说，他未向组织报告他参加过托派，是因为1941年春我和他关于文艺问题的争论所引起的，这点使我回忆起了当时我批评他那篇东西（原名《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后改为《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回想起当时他看见我那篇东西（《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未发表）时为什么会那么激动，又为什么会竭力活动去阻止我的东西的发表。本来我那篇东西写得并不好，但是有一点，大概是引起了王实味的“做贼心虚”。是哪一点呢？就是，王实味的原文或许是无意地泄漏了他的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地要在文艺问题的形式掩盖之下偷运托派的思想，我引出了他这类的原文，而把它分析起来了（当然，我当时丝毫不知道他原来是个托派）。

请看王实味是怎样说的。他说：“无产阶级革命，依靠的，是有阶级觉悟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如果依靠未觉悟的自在的无产阶级，那就做了群众的尾巴。文化之更高的发展进步，无疑的要依靠民众，但要依靠掌握了文化以后的民众，不是今天统治者压迫奴役的民众。统治者如果重视民众，首先应该给民众以文化，给民众以自由。”

……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王实味的思想是包含一个反民众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法西斯服务的托洛斯（茨）基主义。他自己泄漏出来，被人家抓到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要放弃托派的立场，而是他要准备活动的新阵地。现在事实都摆在面前了。……

我从前在马列学院工作了一个时候，和他同一个党的小组，只要他参加了小组会，这个会是一定没有法子开下去的。只要他能达到破坏党的同时，他是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的（把当时我对他所得的印象和今天他所有的事实联系起来，他就是这样做的）。《野百合花》只是代表他一种手段而已。

王实味说，他有爱也有恨。这是真的。他爱他极端所爱的，恨他极端所恨的，这也是真的。他爱谁呢？他爱托派，他爱托洛斯（茨）基主义，他爱各种反革命的力量。他恨谁呢？他恨共产党，恨马克思列宁主义，恨一切革命的力量。……

王实味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人，他是用托派特有的手法，两面派的手法来活动的。他那一天说话，反对斯大林同志，却又假装赞成毛泽东同志，说不定一会他又可以一方面假装赞成其他中央同志，另一方面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告诉王实味吧：我们党是整个的，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党是整个的，从斯大林同志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是整个的，我们同志的团结也是整个的。你这种挑拨离间，是挑拨不了的，离间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