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说，他是“伟大的，硬骨头的”……我想：他可以“伟大”得像条蚂蟥，这种蚂蟥是混在水里边的，当人从水中走过的时候，他就爬在人的脚上或腿上，用吸盘钻进你的皮肤，吸吮人的血液，要打它才会出来……

同志们！我们党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可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党不会有一些白蛉子混进来。这一类的小虫子，叮在人的身上，还是会伤人的。我们不要大意，要当心这种小虫子。这种小虫子有时候是从“野百合花”里边生长出来的。

陈伯达的发言确实“很精彩”，其“精彩”不仅仅在于骂王实味是“蚂蟥”“白蛉子”“小虫子”，而且在于处处上到托派的“纲”。这么一来，谁都不会想到，陈伯达其人也有一段类似的托派史！这种“以攻为守”的手法，使陈伯达平安度过了延安的“肃托”运动。

陈伯达的发言，是他的一次“精彩”的亮相。这一回清楚地表明，他绝非“书呆子”，在抡起“棍子”打人时，堪称“武林高手”。

当时的陈伯达，不过是“中共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在批判王实味时敢于充当“排头兵”，批判的调子唱得如此之高，其中的奥秘在于他“跟准（了）一个人”！

诚如《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刊载的李言的回忆文章透露的：“一个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来研究院看了《矢与的》，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毛泽东的话，飞快地传入陈伯达的耳朵。诚如1988年第5期《文汇月刊》所载《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披露陈伯达同乡陈矩孙的回忆：“在他得知毛主席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之后，高兴得直搓手，连说：‘跟上了！跟上了！’”

毛泽东夤夜提灯看《矢与的》壁报，是在1942年3月底。陈伯达知道了来自毛泽东的信息，“跟准了”“跟上了”，于是对王实味实行了无情打击。

如果说王实味有问题，也充其量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王实味因与陈伯达摩擦，“泄漏”了托派问题。此事传入“整人专家”康生耳朵中，康生马上把王实味定为“托洛茨基匪徒”。接着，根据康生的“理论”——“托匪和敌特（日本特务）、国特（国民党特务）是三位一体的奸细”——又进一步把王实味定为“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于是，王实味在延安遭到千人大会批判。1942年底，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

1946年，康生再度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

年仅41岁的王实味，被处以极刑而结束了一生……

王实味一案，原本成了一桩“铁案”。直到过了30多年后的1981年，这桩“铁案”才有了松动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