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王实味的那些日子里，陈伯达声名鹊起，成了“延安红人”。

须知，他发表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尽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那些文章毕竟书卷气太重，充其量只是加强了陈伯达的“秀才”形象。

可是，他批判王实味的“精彩的”发言，却大大提高了他“理论家”的威信。

于是，陈伯达得到两项新的任命，那是中共中央为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发布的。这个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康生为副。发布通知如下：

为健全《学习》报编辑委员会，决定王若飞、陈伯达、邓力群参加编辑委员会，由康生领导编委工作；

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乔木（胡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

这里提到的“《学习》报”，指延安《解放日报》的理论副刊《学习》。虽说这两项任命并非显要职务，跟康生当时的职务相比差远了，但是毕竟已经清楚表明，陈伯达已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班子”之中。

1942年7月3日，《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以整版篇幅，刊出陈伯达那篇曾被王实味“竭力活动去阻止发表”的《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一文。据说，为了“存历史面目”，“文章的题目、内容和口气，都照旧不改”，所以对王实味还有“同志”两字。一个整版还不够，翌日《解放日报》再挤出一块地方刊登，才算登完此文。陈伯达在前记中注明“这篇东西是1941年春写的”，充分显示了他的“先知先觉”。

这么一来，陈伯达在延安的形象，益发“高大”了。

不料，就在陈伯达洋洋得意的时候，有人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投来一篇尖锐地批判他的文章，使他吃了一惊！

所幸，陈伯达已经成为《学习》副刊的编委，得以先睹为快，看到了此文的手稿。

此文标题为《就教于陈伯达同志》，作者于炳然。

于炳然要向陈伯达“就教”什么呢？

于炳然写道：

在《学习》第12期上，读过陈伯达同志所写的《旧阶级本性的改造》。经过几度的思考和推敲，觉得这篇文章有些地方值得商榷，因为它可能给读者以某种程度的模糊概念。

于炳然逐点分析、批评了陈伯达1942年6月27日在《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发表的《旧阶级本性的改造》。其中特别是指出陈伯达歪曲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使陈伯达出了一身冷汗。

陈伯达在《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一文中，对于“治病救人”，举了一个不甚恰当的例子：

明朝时候，江苏高邮有一个人中了举人，高兴得发狂，笑不止，去求一个姓袁的大夫按脉。

那大夫惊叫说：“你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再没有几天可活了，你赶快回去，迟点就回不到家了。”那个大夫还给他写了封介绍信，叫他过镇江的时候，再求教一位姓何的大夫。可是当他到镇江的时候，病就好了。何大夫开看介绍信，里面写道：“因为他高兴得发狂，所以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叫他忧愁抑郁，到了镇江，就会好了。”于是他才恍然大悟，北面再拜感谢袁大夫。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于我们，就像袁大夫这样好的大夫……但是这样好的大夫，好的医法，往往不是一下子就会被病人所认识的，除了有别人的指点以外，还往往要到病人经过一番苦痛的考验或被医治好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地加以尊重，直至心悦而诚服……“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二十二个文件，对于整风运动，我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