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到的“二十二个文件”，即延安整风运动的22个文件，其中有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陈伯达的文章，针对整风的宗旨“治病救人”，发了一通议论。

于炳然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陈伯达的原则性错误：

似乎比较更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陈伯达同志所认为“好的大夫，好的医生”的问题。是的，对于那个“高兴得发狂，笑不止”的“举人”来说，袁大夫确是很好的大夫，医法也确是很好的医法。但用来“比拟”我们这次整风运动，不但“不伦”，而且会因此引起不正确的想法。因为那个“举人”的病，仅是由于神经的失常，或可说仅是由于心理上的变态，并非真病，所以袁大夫戏剧式的医法，居然奏效。我们的这次整风运动，目的是亦在“治病救人”，但是确有须治之病，确有应救之人，决非动之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就可以霍然痊愈的。若真像陈伯达同志所想象的那样，那末，毛主席和党中央好比袁大夫，而“好的医法”现被陈伯达同志所说穿，当然陈伯达同志就好比是何大夫了。我们三风不正的病，现在应当是“到了镇江，病就好了”。实际上，决非如此，因为“思想革命是长期的”，还需要读二十二个文件，而且读二十二个文件，仅是学习的第一个小圆周，也就是“治病”的第一步骤。可见，陈伯达同志所认为“好的医法”，是对整风运动尚无足够认识的看法，流弊所至，会降低整风运动的意义，会松弛某些同志的学习情绪。

……

于炳然的文章除了指出陈伯达把整风运动当成治神经病之类的严重错误外，还不客气地指出陈伯达的好几处理论失误。文末，于炳然来了个冷笑式的“声明”：“行文所至，急不择言，失检之处，尚望陈伯达同志予以‘略迹原心’的待遇。”

于炳然的批评，使陈伯达恼怒至极。可是，作为编委，他又不能说不发此文，因为他刚刚批判过王实味“竭力活动去阻止我的东西的发表”。不得已，只好在1942年7月23日《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登出于炳然的《就教于陈伯达同志》，而在同一版面上，陈伯达来了一篇《回答于炳然同志》，与之针锋相对。

陈伯达在答文中对于炳然反唇相讥，倒过来在于炳然的文章中找碴儿：

拙作《旧阶级本性的改造》，经过于炳然同志“几回的思考与推敲”，据说，被发现了所谓“舍本逐末与混淆视听”，“是对整风运动尚无足够认识的看法，流弊所至，会降低整风运动的意义，会松弛某些同志的学习情绪”。

问题不在于我文章的好坏（我的文章写得不好，那是无可置疑的），而是在乎于炳然同志和我有思想上的隔膜。

……

于炳然同志似乎认为我们的整风运动不可能到了一定时候是会把病整好的。那位发精神病的举人“到了镇江，病就好了”，于炳然同志则认为我们的整风运动，不能有“到了镇江”的时候，这真是“长夜漫漫何时旦”了。

……

陈伯达的答文，图穷匕见，那最后几句话锋芒毕露，咄咄逼人：

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着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这些上面多关照一下自己。于党、于己、于人都是会有好处的。

陈伯达的这几句话在提醒于炳然：你自己是个什么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