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这一电文，足以看出，毛泽东对陈伯达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是何等的重视！

在陈伯达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之后，延安的另几位“秀才”也响应毛泽东的指示，写了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文章，其中有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哲学家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戏剧家齐燕铭的《驳蒋介石的文化观》等。这四篇文章曾结成一集，书名仍用《评〈中国之命运〉》，曾广为印行。

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文《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八项政策》中，又一次强调：

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等文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

1943年8月5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通知》，规定了五篇文章为各单位必读的学习文件：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刘少奇、王稼祥是中共资深的领导人，陈伯达居然能与他们并列，清楚地表明自从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之后，陈伯达在党内的声望迅速提高了。

于光远在1998年6月所发表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了当时自己对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的印象以及《评〈中国之命运〉》的广泛影响：

从整风起，陈伯达的地位突然提高很快。我这个人对人事升迁一向不那么注意，可是连我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特别是1943年夏天他署名的长文《评〈中国之命运〉》在《解放日报》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使得我和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陈伯达一下子成了我们党内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评〈中国之命运〉》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气魄很大，完全是代表党中央的口气，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央机关总学习委员会指定此书作为各单位必读的学习书。《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1943年初发表的，当作国民党“干部必读”教材的一本书。当时我正在被审查抢救，没有看到。蒋介石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我是从陈伯达的评论中知道的。据说这本书是陶希圣为蒋介石写的。陈伯达的那篇文章，提得那么尖锐、驳斥得那么有力，我不得不佩服。当时我就想，这篇文章一定是经过毛泽东看过改过的，但是文章的底子总是陈伯达的。党中央决定用陈个人名义发表也说明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大大提高。

两年之后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在所作的开幕词中，把《论联合政府》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并提，作为中国之命运的两种。这个开幕词在传开之后，更使我感到陈伯达那篇文章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