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表《评〈中国之命运〉》以后，陈伯达不像过去那样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在1944年，他只发表了《人性、个性、党性》《阎锡山批判》《纪念邹韬奋先生》这样几篇并不十分重要的文章。这时，在任弼时主持之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篇重要文献正在作一次又一次的修改，间隔了17年之久（中共“六大”是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也正在紧张地筹备之中。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军事形势报告，一稿又一稿地进行讨论、修改。陈伯达作为“秀才”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当然，只是一部分工作而已——在当时，还轮不上由他主持或执笔。

就是在这个时候，陈伯达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陈伯达是在1937年9月和妻子诸有仁带着3岁的儿子陈小达来到延安的。

诸有仁来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妇女委员会保育院干部子弟小学校长。

不久，诸有仁姐姐诸有伦之子——罗亦农烈士的遗孤罗西北——也被接到延安。

笔者于1991年5月在北京访问了罗西北。据罗西北告诉笔者，父亲罗亦农本来给他取名“罗西伯”。西伯是周朝的圣君文王姬昌。后来，他要前往延安，为了避免麻烦，改名罗西北——一则“西北”与“西伯”音近，二则延安在中国西北。“罗西北”这名字，竟沿用至今。

罗西北出生于1926年底。出生后几个月，母亲诸有伦就赴苏联学习。1928年4月21日，父亲罗亦农牺牲于上海龙华，年仅26岁。同年，母亲诸有伦在莫斯科河划船，不幸船翻落水，抢救无效而死。

罗亦农被捕时，周恩来就曾组织特科设法营救。罗亦农牺牲后，周恩来关心着烈士遗孤罗西北的命运。

经过周恩来多方托人寻找，终于找到了罗西北，随后又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法护送罗西北来到延安。罗西北先是在延安鲁迅小学学习，后来在延安边区中学学习。

周恩来要去苏联医治臂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带一部分干部子弟、烈士遗孤前往苏联学习。这时，陈伯达决定把5岁的儿子陈小达，也交组织上带往苏联。在他看来，处于战争环境中的延安，不利于孩子的成长。陈伯达和诸有仁都是留苏回来的，深知苏联的物质条件远比延安优裕。

1941年，罗西北也前往苏联学习。

陈伯达与诸有仁的离异，据云是性格不合。又据告，是由陈伯达托李六如出面，找诸有仁谈话，劝其离婚。

这样，陈伯达的第一次婚姻便结束了——诸有仁与陈伯达走过了九年的共同生活。

据上海《现代风》杂志1989年3月出版的B期所载余悸的《叶群与林彪》一文，其中涉及1941年叶群与陈伯达的一段罗曼史（当时陈伯达与诸有仁尚未离异）。这段史实是否准确，不得而知，恐属野史之类。不过，从中透露了叶群与陈伯达早在延安已叙同乡之谊，倒是可信的。

姑且把这一段文字照录于下——未必属实：

叶群，1919年出生于福建福州，原名叶宜敬。她的家虽称不上一流豪门，但也是妻妾、仆人成群的大户。她父亲叶琦是国民党的少将，有三房老婆。第三房小老婆聪明伶俐，会察言观色，善解人意，颇得叶琦的宠爱。叶宜敬便是第三房小老婆所生。

叶宜敬从小就像她妈妈一样，聪明伶俐，是她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一天天长大，家里关不住了，便送她上了学。

那时，虽然距离五四运动已有八九年了，但这场运动所带来的思潮已冲击着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作为福建省府的福州，自然亦不例外。什么“妇女解放”“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成了时髦的名词。开始懂事的叶宜敬本性逞强好胜，爱赶时髦，当然不会落伍，高小毕业之后，又远赴北京念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