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回延安后，他把手稿送呈毛泽东。这时的毛泽东，颇为忙碌，看完后只说可以发表，没提什么具体意见。于是，此文便在《群众》杂志第10卷第23期发表。

陈伯达说：“据我看过一种上海报纸刊登的消息，说国民党通令禁止此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其实，此文从头至尾没有提蒋介石的名字，但不论是谁，一看都明白，说的是袁世凯，指的是蒋介石。”

陈伯达在1949年11月的《再版前记》中也写过：“这本小册子是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而写的。里面所说的‘现实的袁世凯’或‘新袁世凯’，以及所说的‘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都是指蒋介石。所写的袁世凯一些重要的反革命手法，同时也是写的蒋介石。”

在回忆《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的写作时，陈伯达对笔者谈及了杨度：

我在书中批判了杨度。书中提到在袁世凯当皇帝时，杨度、严复、孙毓筠、胡瑛、李燮、师培六人，即所谓“筹安会六君子”，也公开拥护帝制，成了“保皇党”。

对于杨度，我小时候曾经很敬佩他。他是湖南湘潭人。我现在还能背出杨度当时写的《湖南少年歌》：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中华若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

这首诗很有气派，而且很有湖南人的自豪感，所以我一看就记住了。这首诗当时是登在上海《新文学》杂志上的。从此，我就记住杨度是湖南人。

可是，杨度后来当了“保皇党”，所以，我在《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中批评了他。文章发表后，博古（秦邦宪）同志告诉我，杨度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要我删去杨度那一段。考虑再三后，我没有删——因为杨度确实当过“保皇党”，那是历史。

晚年的陈伯达，对往事的记忆不错。他一口气背出那首《湖南少年歌》，而且语调抑扬顿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不过，这本采用影射、讽喻笔法写成的小册子，毕竟没有作为“官方代言人”而写的《评〈中国之命运〉》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

与此同时，陈伯达注意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花了整整一节的篇幅论述土地问题。陈伯达由此又得到启示，写了《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文，连载于1945年10月26日至28日《解放日报》。这篇文章曾引起苏联学者的重视，译成俄文发表，认为是关于中国近代地租问题一篇较有价值的论文。

于光远曾著文，谈论对于陈伯达印象，追溯到1945年与陈伯达的第一次面谈：

“于光远嘛，在延安时候就是我的老对头嘛！”

这话是陈伯达讲的，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7年。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到中宣部找到了我这个“走资派”，要我交代反动思想，说：“你在延安时候是伯达同志的死对头”，问我“知罪不知罪？”还要我交代“同伯达同志作对”的事实和当时的反动思想。他那么一说，我心里就明白了。不过当我知道红卫兵并没有掌握到任何具体材料，没有法子逼我交代什么时，我就很容易地把这次审问“蒙混”过去了。

那件事，要追溯到1945年我和陈伯达第一次面谈。在这以前，我只是在1940年延安新哲学年会开会时见过陈。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也不会注意我。我们没有交谈过一句话，算不得相识。1945年10月，延安《解放日报》在第4版上连载了陈伯达的长文《近代中国地租概说》。在延安，我一直研究土地问题，当然对这样的文章比较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