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花一点时间去看，一连看了三天。看后，我发现这篇文章有不少错误，不只是有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有些知识性错误。我发现陈伯达没有读懂《资本论》中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租率。于是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列举文章中的错误。信发出后不久就接到他的回信，他约我到杨家岭他住的窑洞见面。对这次见面，我的记忆很清楚。见面后我没有再说什么，因为要说的都写在信上了，等他先讲。他是这么说的：“我是个小学生，我对《资本论》没有很好学过，我写的东西有错，你指出了我的错误，我非常感谢，这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终生难忘……”我几乎逐字逐句地记得他那天对我说的这些话。那时我刚过30岁生日不久，他比我要大十多岁，是个成名的学者。他那篇话我听了觉得很不习惯，因为按照我的性格，不喜欢听那种空洞的话，而宁肯和他作实质性的讨论。但他不肯发表意见，我感到那次谈话对我来说没有收获。但是作为一个长者，他能够这样“谦虚”地对待一个年轻人，基本上我还是高兴的。

过了不久，1945年11月下旬我从延安出发步行到张家口，从张家口到了北平，在北平《解放》报工作。这张报纸只办了三四个月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了，我只好辗转又回到延安。这已经是1946年的事了。这时候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陈伯达又写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又过了不久出了一本小册子。在得到这本小册子后，我急急忙忙地把小册子中我提过意见的地方找出来看。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竟一个字也没有改！我觉得这个人不仅虚伪，而且毫无“追求真理”的精神。30年代他有一本小册子，记得书名就叫《真理的追求》。这件事恰恰说明了他的言行不一……

不过，于光远又说：

话又说回来了，在“文革”中陈伯达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但他并没有对我下什么毒手。我这个他的“延安时候的老对头”，只是受到一次审问，没有遭到什么迫害。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应该讲明白的，以示公正。

于光远所说的陈伯达“一个字也没有改”，陈伯达在1952年4月19日所写的《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书的《再版前记》中，则是说“没有工夫”。陈伯达这么写道：

这本小册子有的部分是在1945年夏间写的，有的部分是在1946年春间写的。小册子里面的“战时”字样，系指抗日战争时期而说的。

这是本来拟议写作的“近代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村各阶级”的一部分草稿，缺点很多，而且对于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土地问题的庞大资料，也没有来得及加以整理和利用。把这一部分草稿暂先发表出来，只为供给读者以参考的资料，并求大家的指教。随后因为做些别的事情，这项研究工作就没有继续下来，其他部分的写作计划也就变成落空的东西。但愿看见我们新中国的新经济学界，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史的好作品出世，我这个小册子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

小册子曾在1947年8月间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印过，1947年11月间在北京照原版又印过一次。这次再版就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说明，并纠正了一些数目字的错误，但很抱憾的是没有工夫做更多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