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伯达晚年，对于这“老鼠搬家”事件向笔者解释说，他是搬到我国驻苏使馆去住，又不是住到苏方的什么地方去，而他搬到我国驻苏使馆去住，不存在“行踪诡秘”的问题。他搬出毛泽东主席住地，则是因为他被排斥于中苏会谈之外，在那里无事可做，住到我国驻苏使馆可以让儿子过来跟他一起住。他说，他并没有“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此后不久，发生了所谓的“《红罂粟》事件”。

在陈伯达倒台后，在1972年7月，关于他的“审查报告”中有这么一段：

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方人员密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污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笔者采访陈伯达的那些日子里，正值《参考消息》连载费德林的回忆录。费德林是中苏会谈的见证人，他的回忆录《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在1988年10月连载于苏联《真理报》，由于内容涉及中苏会谈，中国新华社的《参考消息》也就予以译载。其中，费德林写及“《红罂粟》事件”。

费德林的回忆录后来在1995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书名为《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书中的回忆比当年《参考消息》的连载更详尽。本书初版引用的是《参考消息》连载稿，现据《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的《陈伯达看芭蕾舞的故事》引用如下：

我还要讲一段我亲身经历的事，一个值得吸取教训的故事。

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我们文化部门想让中国朋友了解一下首都莫斯科的文化生活。他们觉得最好从大剧院上演的芭蕾舞剧《红罂粟》开始。舞剧的剧情同中国有点关系。至少，它的作者和编导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是过分地以想象代替现实了。为了加深印象，《红罂粟》的作曲者格里埃尔也应邀出席。

由于某种原因（恐怕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没有来看剧，尽管大家都希望他能到场。

几位中国朋友由著名的党的思想理论家陈伯达教授率领，坐在贵宾席上。中国同志看得很认真，有些问题还相当奥妙。

当剧中一个上海的老鸨出场时，陈伯达突然问：“咦，这个家伙是干吗的？”

我作了解释，但是他并不罢休：“这个丑八怪是中国人吗？其他那些也是中国人？你们以为中国人就像台上扮演的那个样子？你们觉得好玩，是吗？”

我不知怎么回答是好，这可不是一般性的问题。

我不得不对他说，我们大家都是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想象出发的。外国人很难演出中国人的样子，必须加以化装……

“恐怕不是化装问题吧？你看他那样子、他的动作，简直让人恶心！……”陈伯达激动地说。

我不安地注视着教授的情绪。随着剧情的发展，他的问题越来越多，戏到半途，陈伯达不想看了，提出退席。

我费了好大口舌才勉强把中国客人挽留下来，否则大家下不了台。我拿出的最后一招是借口著名的作曲家格里埃尔也出席了，他年老体衰，出来一趟不容易……

“你说，《红罂粟》是著名作曲家的作品？”陈伯达打断我的话。

当时我觉得这人太刻薄、太不讲情面了，于是不得不想出各种口实来挽留他。我说，我们的功勋音乐家已经高龄，他今天是专程为欢迎中国贵宾而来的……

最后陈伯达才打着官腔说：“那好吧，为了礼貌，留个情面，我们看下去。居然这样来丑化中国人的形象，简直像一群土匪，丑八怪。对于进步的艺术家来说，简直是不能容忍。对不起，这太不像话了……”

演出结束后，我们应邀来到大剧院经理室，那里摆好了酒菜，招待中国贵宾。

后来的事态加深了本来就很尴尬的局面。这时候，无论是富丽堂皇的家具摆设（如描金的桌子和丝绒软椅）、殷勤周到的服务，还是主人的热情好客，都引不起陈伯达及其随行人员的兴趣。气氛很沉闷，没有通常观剧后谈笑风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