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主人期待着中国客人讲几句捧场和表扬的话，因为《红罂粟》是专门为他们排演的。但是中国人莫名其妙地沉默着。于是，我以陪同人员的身份请陈伯达谈谈观感。

“谈出来让人扫兴，还是不谈为好。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别把我的话翻译过去。”

陈伯达板着脸，显然不愿发表评论。

但是不翻译是不行的。因为大家都在听我们谈话，并且期待着想知道中国人讲了什么，按主人的话说，随便说点什么都行。要知道，我们已习惯于听表扬，根本想不到他们会说别的话。我只好来点外交辞令，请陈伯达不要客气，因为他的意见对剧院今后的工作十分宝贵。

陈伯达开口了：“请原谅，我们对这个舞剧的名字《红罂粟》就持有异议。我们中国人把罂粟看成是鸦片的同义词。也许你们不知道，鸦片是我们的死敌，曾经毒害过我们好几代人……不过，我并不是责怪你们……”说毕，他装出一种歉意的笑容。

不愉快的冷场。谈话陷于僵局。大家无话可说。于是陈伯达又补充说，这个剧的情节和几个中国人的形象都是不可取的。谈话进行不下去，草草收场。

我陪着中国同志离开大剧院，他们从此没有再回来。中国贵宾也没有兴致再去欣赏莫斯科戏剧艺术的杰作了。

不过，我们的朋友后来曾在电视节目中观看了舞剧《天鹅湖》。

“你喜欢这个舞剧吗？”我问陈伯达。

“蛮有趣的，不过，为什么这些舞女都要光着身子跳舞呢？”陈伯达反问我。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戏剧里，女演员都是“套着”肥大的衣服表演的。总之，双方的传统不一样。中国演员在舞台上总是穿着衣服，把身材和体形掩盖住，他们不允许用别的方式。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电视上播放一出由著名寓言作家米哈伊洛夫亲自参与演出的剧，陈伯达和他的同志们一面看，一面哈哈大笑。我问陈伯达：“你喜欢他的演出吗？”

“你说，他为什么要像公牛一样号？”教授问我。

“他是我们的男低音，他不是号，是在唱。对不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自己的欣赏力，我们俄罗斯人喜欢听他的歌。就像你们喜欢听京剧一样，唱京剧不用真嗓子，而是像山羊叫……”我回敬他一句。

“是吗？是这样吗？……”高明的教授嚷了一句。

中国朋友走了之后，大剧院把《红罂粟》从剧目单上撤了下来，直到改名为《小红花》才继续上演。其他内容……没有改变。

我不想在这里讲大道理。《红罂粟》的故事确是很荒诞的，它说明我们一些艺术大师的无知，这是他们不了解其他民族和我们近邻的生活实际所造成的。他们追求异国情调，结果呢，不仅破坏了人们的情绪，而且破坏了友谊和睦邻关系。特瓦尔多夫斯基有过这么一句话：“一句不实之词带来的是损失，只有真情受人欢迎。”

作为当事人，费德林客观地、十分清楚地描述了“《红罂粟》事件”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