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让陈伯达看了费德林的回忆文章。陈伯达看后，对笔者说：

“我记得费德林，个子高高的，普通话说得比我好多了。事情的经过，确实像费德林所写的那样。”

陈伯达对于“《红罂粟》事件”的回忆，则作为另一个当事人，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经过。

颇为出人意料的是，陈伯达对《红罂粟》的不满——对那“怪物”的不满——是从芭蕾舞演员的足尖开始的：

有一晚，苏联联络人费德林找我，请我去看一场芭蕾舞剧。既然主人好意，我给毛主席说过，就去了。

事情已过几十年，我人又老朽，不复甚记忆，不过依稀记得的：

说来可笑，我过去在苏联读过书，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芭蕾舞。进剧场后，看到女演员的足尖，以为是仿中国女人的小足，心里已觉不快。看下去，中国革命完全是由苏联一些船员领导，而发展、而胜利。剧本写的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剧情却不像中国革命中所发生过的。因此，在剧场中，我一直纳闷，没有鼓掌。费德林几次劝我鼓，我还是没有鼓。

直到剧已终了，在观众的热烈鼓掌声中，特别是观众表示对中国来客的热情，为中苏的友谊，为感谢观众的盛意，我也对着观众鼓了。

剧场指挥在剧终后找我谈话，询问意见，我坦率地说，根据我是一个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我觉得剧情不像。

这次看戏，就这样不欢而散。

回到住所，见毛主席，说了经过和自己的意见。

看《红罂粟》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

实际上，那回要我去看这个剧，不过是想先试一试中国人的态度，作为请毛主席去看剧作的一种准备。随后，苏联人还是要请毛主席看，但毛主席已从我这里知道剧情，就没有去。

“《红罂粟》事件”曾在莫斯科掀起一场风波，有着各种说法。费德林和陈伯达作为两个主要的当事人，其回忆的内容大体上是一致的。那天与陈伯达一起去看《红罂粟》的，还有师哲等人。

据陈伯达回忆：“当中苏谈判告一段落，毛主席即对我说，你现在要参观一些什么，你就去看。我除了看列宁集体农庄外，还到列宁晚年养病和逝世的地方去，并且按照引路者的要求，写下自己的感想。这些参观，都预先请示毛主席，后来又对他报告过。”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隆重的签字仪式。苏方出席仪式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等，当时尚未显赫的赫鲁晓夫也出席了仪式；中方出席仪式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伯达等。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当晚，由王稼祥大使夫妇出面，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斯大林和苏联党政军负责人出席酒会，毛泽东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作陪。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宴中国党政代表团。56岁的毛泽东，握别70岁的斯大林，于翌日登上回国的专列。这次访苏，毛泽东和斯大林是初会，也是永别。

陈伯达跟随毛泽东一起回国。在莫斯科度过的两个月，是陈伯达平生第一次参加重要的外交活动。

与毛泽东同车回去的，还有在苏联进行秘密访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专列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之后，陈伯达又随毛泽东在东北作参观、视察，回到北京已是3月上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