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身边的人，一个个被康生提拔，身居要职。陈伯达不搞这个。这倒并不是说他不热心于培植自己的势力。他是另一种想法，怕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拉上高位，太显眼了，容易牵涉到他，给他带来麻烦。这与他总说自己是“教员”、在“文革”中声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是一致的。他是在“谦逊”背后下工夫。他与康生各有一套“拳经”。

在20世纪5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他不大作大报告，也不大讲课，主要是因为他的话难懂。

除了为毛泽东起草文件外，陈伯达曾打算写一部理论著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他调来两个人帮助收集材料，一个是陈真，一个是徐洪烈。后来，徐洪烈成了他的文书。

后来，又调来徐兵、史敬棠帮助收集材料。这样，他那里的工作人员多起来了。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没有写成。后来，把收集到的材料编成《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总共四大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解放后，陈伯达的文思不如从前，往往不流畅，往往要反反复复地改。尤其是往毛泽东那里送去的文稿，陈伯达小心翼翼。姚洛记得，有几次文稿装入大信封，已经封好，准备送往毛泽东那里，陈伯达忽然想起什么，又拆开来作修改。还有一次，文稿已由通信员送出，陈伯达又想起什么，派人赶往勤政殿，从毛泽东秘书那里追回刚收到的文稿，作了修改，重新送出。陈伯达生怕在毛泽东那里有半点差池，他深深知道，毛泽东对他的印象好坏，将决定他的仕途前景。

刘叔晏在通县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调回来在中南海工作，可是，调动工作一时难以办成。这时她生病了，便在家住着。姚洛替她办通行证，证上要填写职务，姚洛写了“家属”两字，不料，这件事惹了她，让她极不高兴。她说：“‘家属’怎么成了我的职务呢！”可是，不写“家属”，姚洛又想不出别的合适的符合她身份的职务！

终于，在1956年，刘叔晏取代姚洛，成了陈伯达的秘书。

姚洛调走了。

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陈伯达要姚洛交代：“你和田家英是什么关系？！”直到这时，姚洛才明白他被调走的真正原因：陈伯达早就对姚洛与田家英的接触生疑。陈伯达以己度人，因为他曾想通过田家英摸毛泽东的动态，因而担心田家英通过姚洛摸他的动态！调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当秘书，陈伯达这才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