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莫定。1959年盛暑，陈伯达跟随毛泽东上了庐山。从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浓雾缭绕的庐山，相继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风向急转，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斗争的锋芒直指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本来，这次会议是准备继续纠“左”的。诚如李锐那篇《怀念田家英》中所写的：

（1959年）6月底，庐山会议之前，许多严重的“左”的错误，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特别是共产风，已经发现，在逐步纠正之中。开会前夕，毛主席提出19个要讨论的问题，准备纠“左”。会议的初期，是“神仙会”，毛主席找我们少数几个人谈了三次，谈得很融洽，有时满堂欢笑……

可是，毛泽东出人意料来了个急转弯，从纠“左”一下子转到“反右倾”。

毛泽东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这是庐山会议的“主题歌”。然而，“反右倾”也波及了积极纠“左”的田家英，他在庐山会议之后受到毛泽东的冷遇。虽然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只是有限度的了。

李锐回忆田家英的那篇文章，记述了很重要的一组历史镜头：

1959年庐山的大风波，原因很复杂，这同当时有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之人也有关系。

7月23日，正式宣布批判彭德怀同志之后，我和家英等四个人沿山漫步，半天也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阵阵，大家仍无言相对。亭中有一块大石，上刻王阳明一首七绝，亭柱却无联刻。有人提议：写一首对联吧。我捡起地下烧焦的松枝，欲书未能时，家英抢着写了这一首名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写完了，四个人依然默默无声，沿着来时的道路，各自归去。

这是一组节奏缓慢凝重的历史镜头。田家英忧心如焚，尽在无言之中。

李锐，当年的水电部副部长，做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所写“我和家英等四个人”另两人为何人？苏晓康、罗时叙、陈政所著《“乌托邦”祭》中，透露了另两个人的姓名：陈伯达、吴冷西。

奇怪，大“左”派陈伯达怎么曾加入这个“默默无声”的行列？照理，毛泽东已经在那天作了万分激愤的批彭发言，正是陈伯达机不可失的“紧跟”之时。他，怎么也有点灰溜溜起来呢？

自然，他与田家英不同。田家英对“左”的一套深恶痛绝，与彭德怀站在一条战壕里。

陈伯达呢？他在郑州会议上因鼓吹极左经济理论，挨了批；上庐山之前，听说会议的主题是继续纠“左”，也就把他的政治赌注押在批“左”这一边。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上山之后，会一下子从纠“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转为“反右倾”。在这大转弯的时候，陈伯达差一点被甩了出去！

1972年7月，中央专案组印发过一个关于陈伯达的审查报告。尽管这个报告今日看来带有浓重的“文革”味，有些事例也不准确，但是关于庐山会议的那一段，倒也写出了当年陈伯达的尴尬处境：

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

据《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披露，彭德怀“13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7月12日晚腹稿已成），7月14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陈伯达在7月14日当天便看了此信，并在当天晚上当众赞扬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