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陈伯达说的不是悄悄话，而是“当众向彭德怀说”。听见这话的，不只是彭德怀，而是“众”人。

九天之后，事情急转直下，如《彭德怀自述》：

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也就在这天下午，发生了李锐所描述的一幕：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和他默默地沿山路漫步，默默地各自回去……

陈伯达处于提心吊胆之中。因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调子很高，已经把彭德怀与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何况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提及了郑州会议，提及政治经济学，甚至提及了人民公社的“发明之权”……陈伯达又一次处于岌岌可危的悬崖边缘！

毛泽东的一句话，点穿了急转弯的原因：“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

“理论家”显然慢了一拍：在毛泽东反“左”时，他还在那里鼓吹“左”，所以挨批；这一回，毛泽东反右了，他又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站在一起！

走笔至此，笔者愿为陈伯达拂去一桩“冤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秘密会晤前妻贺子珍。在流传甚广的“秘闻”中，传说江青得知，迅速从杭州赶到庐山，而打电话向江青“告密”者，乃是陈伯达也！

使陈伯达蒙受此“冤”，原因有二：

其一，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常常一起在各种公众场合出现，给人以关系密切之感——尽管陈伯达与江青的关系在“文革”中非常紧张，这却是外人莫知，更何况在1959年，陈伯达与江青并无太多交往。

其二，在陈伯达倒台时，毛泽东所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有一句话：“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尽管毛泽东说的是第二次庐山会议讨论工业七十条的时候，并不是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但是，却被误传为陈伯达偷偷下山，给江青“通风报信”去了！

常言道：“事出有因。”陈伯达蒙“冤”，也有“因”。

毛泽东嘱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弟媳、毛泽民夫人朱旦华前往南昌，把贺子珍秘密地接上庐山。毛泽东与贺子珍见面后，原说好第二天还要见面，但是第二天贺子珍突然被送下山，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

急急把贺子珍送下山，本来是毛泽东自己的决定，因为他发现贺子珍谈话时常常语无伦次，所以打消了再见面的打算。

但是，贺子珍却并不知道是毛泽东自己的决定，却按照自己的“逻辑”推测，一定是江青知道了此事，赶上山来！

江青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这连贺子珍自己也说不清楚。

后来，在陈伯达倒台时，贺子珍在听传达中共中央文件，听见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中那句话，一下子以为找到了答案：哦，是陈伯达“告密”！

这一“秘闻”经过各种“纪实文学”渲染，便仿佛真有其事。

实际上，江青当时并不在杭州，而在北戴河。

毛泽东会晤贺子珍是极为秘密的，知情面极小，江青并不知道这一“秘密”。所以，不仅当时江青没有赶上庐山，而且直至她被拘捕之前，也不知道此事。

在江青倒台之后，贺子珍重新露面，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在记者面前说起往事，于是，“毛贺”庐山会面才广为人知。

正因为这样，所谓陈伯达向江青“告密”，纯属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