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像当年指挥作战一般，向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布置了调查任务。然后，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集体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才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广州写出草案之后，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61年4月25日发出通知，提出了关于当时农村工作中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其中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给农民留一定数量的柴山作为自留山的问题，三包一奖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那一时期，毛泽东倾注心血于整治人民公社问题。经过调查研究，经过一次又一次修改条例，才使中国农村从1958年突然爆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慢慢地纳入轨道运行。

从1961年8月起，胡乔木患病，毛泽东建议他“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这样，在起草文件方面，毛泽东不得不更倚重陈伯达了。

陈伯达也帮助刘少奇做了一些文字工作。他参与起草了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亦即“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曾回忆说：

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父亲因起草刘少奇的报告，很疲劳，中央让他到玉泉山休息，所以他未参加讨论。

陈伯达也曾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了整理、修改，并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据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延安发表时，陈伯达也曾作过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其中所引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就是陈伯达建议刘少奇加上去的。

然而，在“文革”中，陈伯达“变脸”，对刘少奇“反戈一击”。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成为轰击所谓“黑‘修养’”的主炮——刘少奇“贬值”了，他的“修养”也随之“贬值”。重新发表“修养”的是《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倒过来狠批“修养”的也是《红旗》杂志，也是总编辑陈伯达。这一切，都随着“政治行情”的涨落而涨落。

顺便提一笔，在陈伯达倒台之后，他的那篇《人性、个性、党性》，则被当作“黑‘修养’”的“姐妹篇”受到姚文元主编的《红旗》杂志的批判——因为那时的陈伯达已是“行情”看跌，从《红旗》总编的宝座上摔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