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夜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23条，人称“二十三条”。

在正文之前，有一个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中央

1965年1月14日

这份由毛泽东主持、陈伯达执笔的文件，在第二条“运动的性质”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而且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已具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的雏形。

第二条原文如下：

二 运动的性质：

几种提法：

1.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 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

3.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台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分子。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各地纷纷开始“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人们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后来，社教运动发展为“文革”，发展为全国、全面地“整走资派”，揪出了在“二十三条”中已被不点名地批判了的刘少奇——“中国头号走资派”。正因为这样，这个“二十三条”，已为“文革”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