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在陈伯达的心目中，刘少奇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也是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与刘产生严重分歧，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了毛泽东……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

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了头绪，分成了一条又一条。

在12月28日下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会场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在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包括党章在内的《中共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作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与国家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重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陈伯达马上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唯一的抉择，便是唯毛泽东之命是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发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