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和舆论导向下，各地各部门纷纷开始制订脱离实际的“跃进”计划，确定高指标。

1978年后，“洋冒进”开始实施。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地各部门批转下发了国家计委根据1977年11月24日至12月11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情况提出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和《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汇报要点》提出：在“五五”计划的后三年，即1978年至1980年，农业每年以4%~5%的速度，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地大步前进，为“六五”计划大上做准备。在“六五”期间，即到1985年，粮食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原油达到2.5亿吨，煤炭达到9亿吨，发电量达到5000亿度。

前面提到过的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十几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和几个大港口）的庞大的基本建设计划，就是《汇报要点》要求下的高指标的产物。

《汇报要点》还设定：到2000年以前，中国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到那个时候，粮食总产量要达到1.3万亿至1.5万亿斤，钢产量要达到1.3亿至1.5亿吨；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将赶上和超过欧洲的某些工业发达国家。我国国民经济将走在世界的前列。

按照这个建设方案，从1978年至1985年，全国的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

尽管上述计划并未经过科学论证，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但却很快被提交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讨论，并形成了《1979—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典型地表达了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急躁冒进情结。“高速度”，是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他多次强调，要从工业、农业、商业等各方面全方位地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他说：“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进行紧张的工作和斗争，而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高指标的确定，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助推器的作用，它不仅进一步助长了脱离实际的急躁冒进倾向，而且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

中国这艘大船要想扬帆远航，必须事先做好休整的工作——调整国民经济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实际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经济工作方面提出的一些重大而明确的思路，就意味着重新调整国民经济的序幕已经慢慢拉开。

重新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陈云，上任以后最为关注的一项工作，就是如何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面对计划指标和投资能力、建设规模和综合国力不相适应的尖锐矛盾，陈云更是忧心如焚。

1979年刚开年，一套紧急文件送到了陈云的案头。那是《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以及国务院关于下达这份经济计划安排的通知稿。文件是元旦这天由李先念送来的。李先念在送这份文件的同时，给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陈云、汪东兴三位副主席（另一位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不在北京）写了一封加急信。信中提到，在国务院系统，对这两年的经济计划安排已经讨论过多次，送交国务院通知的当天，李先念已找负责计划工作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房维中等人商议了一下，目前的这份通知和计划安排草案，准备尽快发至县团级。

李先念在信中强调：“为了节省时间，可重点看修改的地方（已用红笔画出）。”

首先拿到文件的陈云，不仅重点看了红笔修改过的部分，而且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

国务院的通知稿中点明了一个问题，即要完成国家计委拟下达的经济计划，在物质上仍有一些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