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片国土上，估计再没人砍倒过像三号营房边的那七棵梧桐这样离奇的树了。这七棵梧桐的树冠早已被锯掉，缘由会在之后为大家揭开。在树干齐肩高的位置横钉着木板，远远望去如同七个十字架。

新上任的集中营司令官名叫佐默尔菲尔特，他命令我们即刻把这几棵梧桐树劈成木柴。他与其前任法伦贝尔克全然不是一路货色。法伦贝尔克是个老军人，所谓的“塞里根城的征服者”。直到今天，他的父亲仍然在那里的市场上经营着一家水电设备店铺。而这位新司令在战前则在非洲担任过殖民地军官，战后又追随他的老上级雷多夫?福尔贝克少校挺进了红色汉堡。这些都是我们很久之后才知道的。如果说前任司令官是个傻瓜，常常莫名其妙地干出极其暴虐的事，那么这位新司令便是个极其肤浅、乏味的家伙，谁都能预见他的一举一动。法伦贝尔克会突然兽性大发将我们痛扁一顿，佐默尔菲尔特则会让我们排好队，被点到第四的那个人便会被揪出来一阵毒打。对此，我们那时同样一无所知。就算知道了又能怎样呢？这和那六棵树相继被砍倒，接着轮到第七棵时所带给我们的震撼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无疑对于我们这些囚犯而言，只是个小小的胜利。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胜利，它让我们意识到长久以来被我们忽视的、自己的力量——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把这种力量，包括我们自己，视作可以度量和衡量的、地球上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力量，殊不知这却是唯一可以猛然生长，甚至大到无法计量的力量。

那晚，我们营房第一次生火，恰巧天气也起了变化。现在我倒不敢如此肯定，那些被塞进铁炉的木柴是否就是那七棵被砍倒的梧桐树。然而当时，我们却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凑在炉子周围，想烘干衣服，也因为这不常见的冉冉火光激动着我们的心。冲锋队哨兵背对着我们，茫然地透过铁窗看着外面，蒙蒙细雨不再似雾一般，而是顷刻化作大雨，伴着疾风拍打着营房。就算是一名铁石心肠的冲锋队队员，也终于听到并看到了一年一度的秋天的降临。

木柴劈啪作响，腾起的两朵蓝色火焰告诉我们煤也燃起来了。我们只能领到五铲煤，仅仅能让这个四处透风的营房温暖几分钟，连衣服也烤不干。不过那时，我们想到的却不是这些。我们想到的仅仅是眼前这些燃烧的木头。汉斯瞄了一眼站岗的哨兵，不动声色地低声说：“它在劈啪作响。”埃尔温应道：“第七个。”此刻，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不言而喻的微笑，那是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微笑，夹杂着希望、讽刺、软弱和勇敢。我们屏住呼吸。雨时而敲打着板壁，时而落在铁皮屋顶上。我们中最年轻的一个——埃尔希，放射出一道机智的目光，表达着他自己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想法：“他现在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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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初，一个名叫弗兰茨?玛内特的人骑着单车，比平时提早了几分钟，从山前陶努斯区，位于施密特海姆村他叔叔家出发了。弗兰茨三十来岁，中等个儿，是个结实的家伙。他性格恬淡，在人群中会显出昏昏欲睡的模样来。但是此刻，骑行在这段他最喜爱的、穿过田野通往公路的下坡路上，脸上却流露出一种强烈而质朴的生命的喜悦。以后人们也许会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弗兰茨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还能如此怡然自得。事实上，那会儿他的确是愉悦的，甚至在他的单车蹦过两个土坡时还能轻轻地欢叫一声。

昨天还在旁边曼格尔特家的地里拉粪施肥的羊群明天就要被赶回弗兰茨叔叔种着苹果树的农场了，所以，今天他们得把苹果摘完。35棵果树柔软的枝条生机盎然地向淡蓝色的天空伸展开去，上面密匝地结满了金黄色的莱茵特苹果。它们已经成熟了并且富有光泽，在清晨第一束曙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如同无数个小小的圆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