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孩子都喜欢同伊玛一起待在厨房里玩耍，一个个蹲在地上，看着她在一个结实的圆石臼里捣制印尼辣酱——一种把辣椒、芫荽、小茴香和其他香料放在一起捣碎制成的调味酱。她会让我们轮流握着绞肉机的手柄摇上几圈，或者递给我们一把印尼扇子，让我们为木炭炉子煽一煽火。在伊玛的管辖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舔食平底锅里的炖汤，也可以用手指舔尝盘子里的各种美味。

伊玛有一个儿子，名字叫恰克，也就是我家的童仆。除了其他杂务之外，他的主要工作是餐桌服务，所以他始终穿戴得十分整洁。他是个相当聪慧的年轻人，做起事来一丝不苟。

父亲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音乐，所以他教恰克如何管理他那些数不清的古典音乐唱片，如何把它们归类后放在不同的架子上，以及如何才能找到需要的唱片。常常萦绕在家里的美妙音乐也让恰克着了迷，他也渐渐爱上了古典音乐，并且以管理留声机为自豪，无论是转动摇柄还是更换唱针他都做得格外仔细。恰克对这些唱片有着自己的偏好，如果是他喜欢的音乐，转瞬之间就能找出来，比如弗朗茨·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或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组曲1。

那个时候，泽比灵庄园还没有安装内部电话，各家各户之间的通讯是靠一种老式的“通讯板”来进行的。那是由铰链连接在一起的两块镶在木框中的石板，像文件夹似的可以打开和合上，木框上用细绳拴着一支石笔。母亲把给某个朋友的“信”写在左边的石板上，“回信”则写在右边的石板上。恰克十分乐意充当“邮差”的角色，因为这给他提供了一个同其他家的佣人聊天的机会。不仅如此，在他等待对方写“回信”的时候，通常还能得到一杯冷饮。拿到“回信”后，他就把通讯板夹在腋窝里往回走，脑子里装满了佣人们最新的闲言碎语。

当时，每当我们家接到一封国际邮件都是全家人的重大事情，这些邮件主要是母亲的娘家人通过每月一趟的班轮从荷兰寄来的。恰克总是把来信盛在一个银盘子里，慎重其事地端到母亲面前，从而使得这件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小事成为大家共同欢乐的喜庆大事。他一眼就能辨认出来自荷兰的信件，把信送给母亲的同时还会大声欢呼“荷兰来信了”，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不停地赞许地点着头。母亲拿到信后，恰克会心满意足地看着母亲急切地撕开信封，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享受到了我母亲的开心一刻他就知足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航空邮件开通时，我们那里出现的激动和兴奋场面。从荷兰到爪哇的第一个航班送来了第一批航空信，信纸特别薄。不过，早期航空时代也充满了危险，我至今也还记得一架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发生的悲剧：飞机降落时坠毁并爆炸起火。事后，我们收到了人们从飞机残骸中找到的几封航空信，信封和信纸的几个角都被烧掉了。母亲脸上流着眼泪，千方百计想把残缺的信纸拼起来，结果还是未能如愿。

我们家的另一个佣人是索艾米，一位沉默寡言和喜欢嚼槟榔的女人，多亏了她的努力，我们的每一间卧室才能始终保持干净和整齐。索艾米的专属“领地”就是后院里的那口水井，她在那里用手浆洗我们全家人的衣物，仅有的工具就是一块搓衣板和一块黄色的肥皂。这口井围在一堵圆形的白色围墙之内，围墙上爬满了芬芳的茉莉花。每当我们看到索艾米把白色的床单平铺到后院的草地上的时候——热带炽热的阳光很快就会把它们晒干——就知道她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常常喜欢在井边玩耍，因为那里不仅凉爽而且始终香气袭人。那里也是我们经常的藏身之处，索艾米对此颇为恼火。但是，大概是因为她没有自己的孩子的缘故，她对我们非常疼爱。索艾米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成了寡妇，以后一直没有再嫁。时至今日，我的耳旁还经常响起那首印尼摇篮曲《妮娜波波》的美妙旋律，那是索艾米坐在我的床边，用她甜美的嗓音轻柔地唱过无数遍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