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活动之外，我们还常常到位于歌东松戈的几个高山印度寺庙和位于安佩尔佳丁山腰上的一个农场里玩耍。这个农场属于一对日本夫妇。我们每次走到他们农舍门口的时候，都会受到这对夫妇的热情欢迎。他们会十分友好地把我们请进他们的屋里，给我们喝他们农场自产的新鲜牛奶，然后带着我们在农场中参观。他们对我们真的非常友好，对我们的不期而至总是热情相待。战火燃烧到爪哇之后，人们才得知这对夫妇原来是日本派来的间谍，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们的那个农场正好位于安佩尔佳丁山的半山坡上，山下广阔的区域和战略要地可以一览无余。

在日本侵占爪哇之前的几年里，许多日本商人来到了爪哇。这些人都是日本精心策划后派来的探子，其目的就是为日后的入侵作准备。就连多次为我们家拍照的那个“友好”的日本摄影师，结果也是一个间谍。这个人在三宝垄一带很受欢迎，我们家的照片中有不少都是他拍摄的，其中就包括本书封面上我的那张照片。当这些日本人满脸堆笑不住地向我们点头哈腰以示友好的时候，却一直在暗中处心积虑地把我们推向毁灭的深渊。

我的学校生活是从三宝垄市的天主教方济会小学开始的，这所学校就位于该市的主要街道波东大街上。每天一大早，我从家里坐着校车出发，一个小时后才能到达学校。

学校每天第一堂课的上课时间是早上七点，放学时间是下午一点，也就是说我回到家的时间始终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正午的炎热常常使得我们的印尼校车司机昏昏欲睡，所以车上的孩子们不得不轮流坐到他的身边，密切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他闭上了眼睛、耷拉下脑袋的时候，就立刻用手戳戳他的肋骨，让他清醒过来。

方济会小学的教师们都是修女，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我们都热爱和尊重她们。在大萧条时期，父亲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已经难以负担孩子们的学费，但是心地善良的修女们却允许我们不交一分钱继续在校学习。

1993年，我第一次回到了这所小学，重温当年的美好时光。学校的规模已经扩大了许多，然而那幢老教学楼的主体部分却依然如故。再次走在通往教学楼门廊的碎石路上，一种无比神奇的感觉从心中油然而生；门廊的墙上挂着战前在学校里任教的荷兰修女的照片，我立刻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怀旧的热泪禁不住流下了我的脸颊。

在那些照片的下方摆放着一张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我也认出了它——当年它就摆在校长西维尔修女的办公室里。看着这张历经沧桑的桌子，我不禁想起了58年前自己羞愧满面地站在它面前的情景。

那年我读七年级，而且是西维尔修女教过的奥赫恩家的第三个孩子了。那天，我提前到达了学校。走进教室后，我发现架子黑板的背面写着当天历史考试的试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幸运！虽然黑板已经上下颠倒翻了个个儿，但是我歪着头还是完全可以看清楚每一道试题。于是，我拿出笔记本开始把试题抄下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了玫瑰念珠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要掩盖自己的作弊行为已经不可能了，西维尔修女已经走进了教室里，我被抓了个现行。我立刻感觉到了自己脸上火辣辣地发烫，心中充满了可怕的羞耻感。

“你怎么能做出如此不诚实的事情呢！”西维尔修女呵斥道，“你，扬，这里有那么多的学生，可偏偏是你这个奥赫恩家的孩子干出了这样的事情!”奥赫恩家的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家庭在整个社区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三宝垄市里，甚至有一条名叫奥赫恩的街道，那是为纪念我的爷爷而命名的。我的哥哥和姐姐也都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和运动队的队长，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优秀的品质。我这个不太聪明的孩子始终都挣扎在他们的光环之下，根本无法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