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从教堂里传来的钟声。那悠扬的钟声在女修道院和校园长廊里回荡，随即溢满了矗立着圣心雕像的广场。我主伸出双臂，用充满仁爱的目光俯视着我们。正午时分，祈祷的钟声就会响起，无论我们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一起背诵“奉告祈祷”。

每次背诵“奉告祈祷”都会让我烦乱的心情得到舒缓。在每天忙忙碌碌的尘世生活中，它总会给我带来宁静的一刻，使我得以在静若止水的心境中自由地呼吸和沉思。

我喜欢用唱歌来放松心情。我们的音乐教师雷迪西亚修女教会了我如何演唱脍炙人口的《格列高利圣咏》。在她极富表情的指挥下，音乐就具有了生命力。我只要看着她，就知道自己该如何演唱。

宗教、钟声、教堂音乐、祈祷和纯真美德的布道渐渐充满了我的整个内心，有一天我自然而然地突然意识到了，宗教生活才是我的天职，这就是神召。这个念头使我的内心感到了极大的喜悦。我找到雷迪西亚修女，告诉她说我想成为一名修女，她听后非常高兴。她告诉我说：“扬，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虔诚的修女的。”第二天，她特地送给我一幅《圣母怜子图》——圣母玛利亚怀抱着基督的尸体。她还在这幅图的背面为我写下了一句特别的祈祷词。这幅圣画我一直保存至今。

为了鼓励我实现自己的心愿，我获得了进入修女们使用的大图书馆借阅图书的特许。不过，我的这个想法还只有修女们知道，其他任何人尚不得而知。

就在我在方济会师范学院读书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席卷整个欧洲。1940年5月10日，德国军队侵入了荷兰，四天后荷兰投降。在我们为生活在荷兰的亲人们忧心忡忡的同时，我们也不禁暗自庆幸自己生活在远离战火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上，战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蔓延到我们的身上。

现在，我们这里的所有人也都开始努力为欧洲的战事作一份贡献。在师范学院里，我们举办了各种活动和音乐会，为英国皇家空军购买“喷火式”战斗机募集资金。每天清晨一到学校里，我就打开收音机收听最新的战报。

1941年12月17日，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第二天一早，我就听到学校广播里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现在，美国人很可能参战。”我听出那是我们的历史老师维克托瓦尔修女的声音。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不平凡的早晨，那天——12月8日——也正好是圣母玛利亚的“无原罪瞻礼”，又称“圣灵感孕节”。突然之间，形势急转直下，战争转眼之间已经近在我们眼前了。此后不久，菲律宾落入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但是我们仍然抱着一线希望，以为爪哇还是安全的。那时父亲47岁，当年早些时候他就已经被荷兰军队征召入伍，母亲不得不独当一面，在极度艰难的时局中维系着全家人的生活。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也在日本人的疯狂进攻下投降了。新加坡的沦陷终于使我们这些生活在爪哇的人意识到：日本人踏上我们的海岸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整个国家立即开始了备战，但是面对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没有人知道我们真正该做些什么。

我祖父认为，他在班多恩干山中的家相对安全，建议我们全家搬到他那里去住。于是，母亲、我和两个妹妹——芬和塞莱丝特，开始准备离家逃难。我们也以为，只要躲进了山里，至少可以远离危机四伏的海岸线。

家里的佣人们也纷纷感到不安，母亲给他们每个人提前支付了一大笔工资，但是却无法告诉他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她向他们保证说：“艾莉娜会不时回来看看的，她会同你们保持联系。”

艾莉娜当时住在三宝垄，她已经是荷兰东印度群岛铁路公司的雇员。母亲对自己作出的决定深感不安，同时又时时刻刻担心着我父亲的安全。看到她伤心痛苦的样子，我突然意识到，从现在起我必须成为她可以依赖的家庭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