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冲到前廊上，踢伤了祖父家的狗，“哇啦哇啦”地叫喊着我们根本听不懂的命令。他们逼着我们立即收拾行李，搬到山下的集中营里居住。我们早就作好了前往集中营的准备，最重要的文件和物品也早已打包，以便随时带着它们离开。在日本兵的监视之下，我们紧张地收拾各自的行李箱——每个人只允许随身携带一个箱子和一个床垫。由于日本人只给了我们十分短暂的准备时间，带哪些东西就成为一个十分难以抉择的问题。当我的两个妹妹芬和塞莱丝特发现她们最喜欢的玩具都不能带走的时候，都开始哭号起来。我决定只带上自己最为实用的衣物，并且提醒母亲一定要带上一顶蚊帐。此外，我没有忘记带上我的《圣经》、《圣徒之书》、祈祷书和十字架。至于那一串玫瑰念珠，我则把它放进了我的裙子口袋里。

如果现在让我重新准备应该放进这个衣箱里的物品，我会清楚地知道哪些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我会首先选择必备的药品，比如奎宁、钙片、大比目鱼鱼肝油，此外就是肥皂、茶叶、奶粉、火柴、蜡烛、纸和铅笔。然而，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想到这些东西？

祖父获准留在自己的家里，不用到集中营里生活，这是因为他在登记表格的“国籍”一栏里填的是“法国”，德国人和法国人都不在拘禁的范围之内。

这是我们第二次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不得不把我们珍视的一切留在身后，不得不向我们深爱着的亲人告别！

同祖父告别尤其使我感到伤心欲绝。我在校学习那些年的每一个假期都是在祖父的亲切关爱下度过的。就是在班多恩干，他为我的童年时代注入了最为幸福的时光。他一一同我们拥抱，禁不住老泪纵横。他首先拥抱了母亲，接着是约瑟芬和塞莱丝特，最后是我。他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法语一遍又一遍地嘱咐着我。那一刻，我对他的爱是那么的强烈，久久不愿放开搂着他的双手。他对我说：“照顾好你的母亲。”最后，他在我们每个人的额头上画了一个十字——这也是他多年来的习惯，每天睡觉之前他都会同我们道晚安，亲吻我们的额头之后再画上一个十字。

我最后一次环顾四周，最后看了一眼祖父家中所有的漂亮东西、我喜欢的每一个物件，下定决心把这一切尘世间的俗物统统忘记。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我们一家四口——母亲、我、约瑟芬和塞莱丝特——还能够生活在一起。

日本人押着我们上路了。我现在依然记得，祖父拿着一张白手绢向我们不断地挥舞，鼓起勇气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喊道：“坚持住，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持住啊！”

就这样，我们被赶上了等候着的日本人的军用卡车。汽车启动了，祖父依然站在那里挥舞着手中的手绢。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更多的荷兰妇女和孩子们不断地加入进来。我们彼此挤在一起，手里紧紧拿着最后的那一点儿随身物品，就像一群即将被送进屠宰场的可怜羔羊。汽车沿着山路蜿蜒而行，一路向山下的安巴拉哇驶去，我和母亲、芬和塞莱丝特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从此离开了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再次拥有的生活方式，离开了记录着我们无数幸福生活记忆的家。

在接下来的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将和成千上万其他荷兰妇女和孩子们一起，在囚禁中艰难度日。我孩提时代的那些美好的梦想都已经彻底地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