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了母亲心灵手巧，把床单挂起来围成一圈，把我们同其他家庭隔开来，才使我们一家人得到了一点点隐私的空间。其实，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隐私空间的，婴儿的啼哭声、孩子们的吵闹声、人们的谈话以及争吵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我们的耳朵。不过，应该说我们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因为我们的“左邻右舍”都是非常友好而体贴的女人和孩子。我们和她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友谊成为我们无比珍视的无价之宝。当然啦，这一切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第一个夜晚让人刻骨铭心，我根本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去描述那个恐怖的夜晚。它标志着我们往日好时光的终结，成为美好、安宁和幸福生活的葬礼；同时它也标志着恐惧和不安的开始，成为丑恶、动荡和痛苦生活的起点。我们将被囚禁在这里多长的时间？我们还能再见到自己那些有幸逃离在外的亲人吗？尽管那一天已经让我们疲惫不堪，但是我们却久久难以入睡；我们一个个躺在那里，整个身心都被恐惧和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折磨着。在摇曳的微弱烛光下，我不知所措地躺在床垫上，凝视着屋顶的腐朽椽木，脑海里不断出现的只有我们曾经拥有的温暖的家和我们不得不弃之身后的美丽家园。

长夜难眠，于是我们一家四口都坐了起来，准备一起祈祷。从那天开始，每天晚上的祈祷便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我拿起母亲的那本祈祷书，希望从中找到一段合适的内容，但是书中哪里会有适合一个囚犯的祈祷文啊。在黑暗中，母亲低声安慰我们道：“我们一家四口至少还在一起。这场战争肯定很快就会结束的。”我很清楚，母亲是在强打精神，希望我们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赶到了营区内的空地上，进行第一次列队点名。从此以后，早点名便成为了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生活程序之一，更是日本人向我们显示其淫威的重要时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时时刻刻记住，我们只不过是他们卑微的奴隶，他们才是主宰我们生杀大权的主子。他们肆意下达一个又一个命令，逐一清点女人和孩子的人数，稍有不满就把我们拉出去进行无情殴打和百般羞辱，或罚我们在烈日下站立几个小时。

集中营里的生活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中营日本司令官和日本守卫的心情和突发奇想。在我们第一次点名的那个早上，日本人就给我们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营地；女人们必须努力工作、唯命是从。如果违反命令，我们就会受到惩罚，轻则遭受一顿毒打，重则甚至会被夺去生命。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非常屈辱的规定：只要见到日本人，无论他是谁，我们都必须毕恭毕敬地向他鞠躬，而且还必须像他们给我们演示的那样，从腰部起深深地弯下去。

为了确保自己在集中营里的生活能够有序地进行，我们立刻组织起来，并且指定精明强干而又颇受人尊敬的吉尔德拉夫人担任我们的“营长”。我们划分了几个小组轮班工作，规定年轻力壮的妇女干艰苦的体力活，年老多病的妇女干轻活，比如营区厨房的各种杂务。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负责装卸卡车、搬运麻袋等重物、劈柴火和挖坑等工作。此外，我们还负责清除从厕所里溢出的粪便，清洗浴室和厕所，尽可能保持营房和整个营区的干净和整洁，包括营房及其门窗的维修，等等。

在我们这些囚犯里有一名荷兰医生和几名护士，虽然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和药品，但是还是设立了一个轮流值班的小医务室。在当时，奎宁药片是治疗疟疾最为珍贵的特效药，那些具有足够的远见而带着足够的奎宁来到集中营的人，都是最最幸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