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日本人命令我们把所有的书和本子交给他们审查。一些书本被他们没收了，一些退还给了我们，但是封面上都贴上了一张日本的标签。在我那本《圣徒之书》和几本祈祷书的封面上，至今依然保留着这些日本标签，虽然标签已经褪色、上面的字迹也已经难以辨认，但是它们却无声地记录下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每天晚上，我都会在睡觉前从《天主圣徒们的日常生活》一书中选出一个故事来读。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故事丝毫也不枯燥，我的两个妹妹——芬和塞莱丝特，都特别喜欢这样的“睡前故事”。

在我们被关进集中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即将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我给家人读了“圣山伏禄”的故事。圣山伏禄是一个乞丐——穷困潦倒而又身有残疾，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一无所有的人。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因为我们立刻就联想到了自己。最后，母亲用手指着她那件睡觉时穿的打满补丁的短上衣，用她特有的幽默口吻对我们说道：“你们看看！我也穷得同圣山伏禄八九不离十了！”我们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从那以后，母亲的这件旧衣服就被我们称为“山伏禄短上衣”。不管这件衣服后来变得多么破旧，母亲始终不愿把它扔掉，我知道大妹妹约瑟芬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件珍贵的衣服。

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母亲、约瑟芬、塞莱丝特和我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共同分享欢乐的时刻、共同分担一个个悲伤的打击，相依为命共同度过残酷的战争时光。正因为我们拥有了彼此的陪伴和凝聚着全家人的爱，才使我们得以顽强地生存下去。而在关押丈夫和父亲们的战俘集中营里，却没有这样的亲情的支撑。女人们始终要为自己的孩子而活下去、而抗争，但是男人们就只能深陷孤独之中，苦苦思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此，在集中营里男人比女人死得多；女人们在痛苦的生存之路上表现得更为坚强，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

由于得不到艾莉娜的任何消息，我们一家人都非常为她担心。我们只能自我安慰，想象着她依然住在三宝垄的那同一间房子里，仍然在荷兰东印度群岛铁路公司里工作。因为，据我们所知，日本人占领爪哇之后，保留了在诸如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重要岗位上的一部分工作人员。

有一天，日本人把所有年轻妇女叫到一起，发给每人一把铁锹，要我们在营区里开辟出一块种植蔬菜的土地。被烈日炙烤多日的地面像岩石一样坚硬，工作十分艰苦。到那天结束的时候，不仅我的双手打满了血泡，我的一只脚还意外地被铁锹划伤了。伤口很深，里面还塞满了泥土。在集中营里恶劣的卫生条件下，伤口很快开始发炎、溃烂。我被吓坏了，因为我不止一次目睹过其他女人因为这样的伤口感染而失去了大腿，我脚上的伤口也很有可能变成难以愈合的热带性溃疡。

小时候，我们经常用一块玻璃把阳光聚在一起，点燃一堆篝火。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碎玻璃，于是我立即找来了一块玻璃，用阳光一点点烧灼掉伤口处溃烂的皮肉。那种疼痛真是难以言表，但是这样做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不用说，我们辛苦开垦出来的这块菜地最后完完全全地无果而终。其实，在那样一块贫瘠的土地上，什么也不可能长出来，无论我们浇多少水也都是徒劳无果。即便是那些勉强长出地面的瘦弱的白菜幼苗，也根本没有长大的机会——饥肠辘辘的囚犯们早就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掐下来，塞进了肚子里。

如果你要问我：“在你的记忆中，集中营里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那就是时时刻刻不断发生在我们身旁的死亡。在这个集中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母亲失去孩子，孩子失去母亲。那里的生活充满了疾病和苦难，没有药品，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没有人能够挽救那些悲惨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