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一个女人或者孩子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她们就只能被送进一间专门的茅屋里去——等死。我们把这间茅屋称作“死亡之屋”，每个人都对它充满了恐惧，唯恐有一天自己也会死在那里面。死亡的气息早已笼罩在这间茅屋的周围，囚犯们个个唯恐避之不及。但是，有一天早上我却突然产生了去茅屋里看看的冲动。我现在也依然清楚地记得躺在“死亡之屋”里那张肮脏的床垫上的那位年轻母亲。战争爆发前，她一直是一个漂亮而充满活力的女人，而现在的她看上去早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仿佛就是一具皮包骨头的尸体。她脸色苍白，两眼呆滞地望着破烂的屋顶。肺炎和饥饿正在迅速夺走她脆弱的生命。集中营里的母亲们往往会把自己仅有的配给食物留给年幼的孩子们，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被活活地饿死。

她拿出最后的力气对我说，她想见一见她的孩子。我回到营房找到她的女儿，抱着孩子来到她的面前。我把这个还是婴儿的小女孩轻轻放到她的胸脯上。她伸出一只手，深情而温柔地抚摸着孩子的小脸，嘴里一遍又一遍地轻声道：“妈妈爱你！妈妈爱你！”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脸问我道：“以后谁来照顾她？”我告诉她我们大家都会照顾她的小女儿，让她一定放宽心。茅屋内非常潮湿，弥漫着垂死之人发出的恶臭。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无能，甚至找不到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话。我只能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把她那双冰冷而粘糊糊的手紧紧地攥在我自己的手里。两天之后，她撒手人寰，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又一个连自己母亲的模样都不记得的孩子。

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女人和孩子们都无法逃脱腹泻、痢疾、疟疾和脚气的伤害。就连一个小小的划伤，都可能最终导致热带性溃疡。孩子们的肚子里都长了寄生虫，却根本得不到治疗。严重缺乏食物和起码的营养，导致他们停止了生长。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饿死。

每当集中营里有人死去之后，日本人就会拿来一具粗糙的木板棺材，把死人装进棺材里，拉到营区外的某个地方用火烧掉。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日本人也不允许死者悲痛欲绝的亲人们相伴在他的身旁，没有人为自己死去的亲人送过这最后的一程。

直到50年之后的一天，我才第一次来到了位于三宝垄的这个集中营死亡者的墓地，把一束鲜花放到了我当年那些不幸死在集中营里的朋友们的墓前。看到那一排又一排的墓碑上刻着的荷兰人的名字，我又记起了其中的一些人，这些勇敢的女人们的脸庞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无限的悲伤涌上心头，使我久久难以平静。

记得那个时候，女人们无论病得多么严重，每天早上都必须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早点名，在热带火辣辣太阳的炙烤下，很多人当场就晕倒在地。这正是日本人对我们惯用的惩罚手段之一。孩子们也没有鞋子穿，为了不被滚烫的地面灼伤，他们只能赤脚站在自己母亲的脚背上。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和残酷，女人们并没有失去她们的幽默感。为了气一气日本人，我们常常在工作的时候一起唱起荷兰语的爱国歌曲；我们还举办过音乐会和演唱会，甚至组建了一个合唱队，以此鼓舞我们的士气，激励自己挺过这一段最为艰苦的日子。我们很幸运，在我们中间竟然有一位音乐教师，而且在她带到集中营的行李箱里居然还有一些珍贵的曲谱。正是这位音乐老师率先发起了成立合唱队的倡议，一时间人们纷纷响应。她还带着一个调音叉，在没有钢琴伴奏的条件下，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赐的宝物啊！后来，我们都亲切地把这位音乐老师称为“音乐小姐”，她对宗教音乐也有着特殊的爱好。她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正直乐观的女人，她的顽强精神和火一般的热情感动了我们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