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师学堂的官办色彩相当浓厚，到处乌烟瘴气。而鲁迅的观念也不见得很明澈。在此期间，他曾经同周作人一起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行为本身是倒退的。幸而，这种歧路彷徨的阶段很快终结了。

一所新型的学校拯救了他，在矿路学堂里，虽然学的汉文还不脱老八股，但毕竟有了不少新科目：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以及德语。特别是地质学和矿物学，对鲁迅来说，是十分刺激的。整个课堂设置是西式的，连教科书也用洋书。第二年，总办换成新党人物以后，学校的空气便变得更加活跃了，鲁迅有一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新党出现的情形：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这时，看新书的风气在学校流行起来。鲁迅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了严复编译的《天演论》。该书原属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译者将导论及本论译出，其实相当于改写，结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实行人治，同归于天演”的思想，外加按语，独出机杼地作了革命性的阐释。其中，着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为国人撞响救亡图存的警钟。

《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随即在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荡。鲁迅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危机感、斗争、科学和进步，从此成为一生中的基本信念，即使后来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学说，对此也不曾有所动摇。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一面加速陆沉，一面奋力崛起。义和团运动以一种畸形的集体性行为，试图依凭传统的单向方式，解决帝国列强势力所强加的殖民困境。这种民气，很快随同圆明园的大火一起湮灭了。救亡的重任，自然落到蜕变的封建士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深明所属的两难处境，因此深知，必须承受难堪的历史屈辱，向强大的敌手学习生存。由于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迅猛发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赔款的教训，中国朝野上下，都把它看作学习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学生留学日本；至1906年，十年问在日的留学生总数共达12000人，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

鲁迅正是在这一潮流之中，作为官费生，由学校选派到日本去的。此间是19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