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年添教细菌学，细菌的形状完全用电影来显示，如果告一段落又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加放几个时事的片子，内容全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其中，有中国人因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结果要枪毙，而围观的恰好也是一群中国同胞。大约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万岁！”

这种欢呼，虽然以往每看一片都有，此刻却是听得特别刺耳。鲁迅的整个价值观念，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叙述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善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幻灯事件”暴露了一个长期被革命运动遮蔽了的问题，就是：民族压迫的形成，并非导源于物质力量的反差，换言之，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弱点是，精神上的混沌，愚昧，麻木，委顿，苟且，自欺和自弱。因此，民族的崛起，首先有待于国民个体的沉醒。国民性的改造，虽然为一些革命家所注意，在一个时期里甚至为留学生所普遍关注，但是，在他们这里，“国民性”实质上相当于“传统”、“民族性”、“集体意识”，与生命个体并不相通。鲁迅对文学事业的最终选择，把他同众多的革命分子区分开来。然而，他始终不曾从战场上撤退，不同的只是，他找到了可以供个人隐蔽与进击的壕堑，使革命从社会集体进入个人，不但进入大脑，而且进入心灵。“幻灯事件”打了一个楔子，从此，把鲁迅牢牢地固定在“精神界之战士”的位置上。

离开仙台时，鲁迅特意寻了藤野，婉转言别。这段情感生活对鲁迅个人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藤野的关怀，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师生之谊。有关告别的细节，鲁迅20年后的追忆文章《藤野先生》中，有着十分感人的叙述。文章还写到，他长期收藏着藤野为他改正的讲义；藤野的照片，后来也一直挂在北京寓所书桌对面的东墙上，那黑瘦的面貌，曾经给了他许多战斗的勇气。1934年，日本岩波书店要出《鲁迅选集》，鲁迅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把纪念藤野的一篇译出，补编进去。直到逝世前夕，他仍然一再向日本友人探问藤野的情况。

关于藤野，他这样说道：“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在权力崇拜的国度里，人们都把“伟大”一词全部奉献给了帝王、英雄、各式显赫的人物，有谁会念及地位卑微、寂寂无名的人，从他们的身上发现人性的光辉，而竟称之为“伟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