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还让乔把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也带来。乔后来回忆说，他没有猜测这次邀请的暗含动机，当然没有把它与即将通过的民权法案联系起来。但是， 当他和他妻子欧莉以及费利克斯开车来农场时，他开始怀疑菲尔将要干什么。一路上，费利克斯一直试图说服他认识到黑人选举权的优先重要性。菲尔和费利克斯在 我们吃晚餐时一直在做乔的工作，认为他想把所有其他项目都放到民权议程中在那时来讲是要求太多了——例如，真正和迅速消除种族差别待遇并在学校废除种族隔 离。菲尔和费利克斯所主张的是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第一步是黑人选举权。现在回想，费利克斯身为大法官涉入此政治法案到这种程度是不相宜的，但我当时 还看不出来。这正是费利克斯的本性，他正在与之打交道的两个人——菲尔和乔——几乎被他以儿子看待。他显然清楚，帮助菲尔说服乔非常重要，要让乔知道这项 法案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法案，因此乔应该予以支持。

这次“洗脑”派对后不久，约翰逊催促菲尔回到华盛顿，在推动法案通过的最后时期助他一臂之力。于是菲尔回到华盛顿——这让我有些担忧——和约翰逊一 起几乎夜以继日地连着干了好几天。我认为，他的主要作用是与乔以及和乔有关系的自由民权团体保持联系。关键症结是陪审团审判修正案。游说和反对这项法案的 各种团体之间的谈判主要是就这一修正案展开。在获得著名律师和法律界人士的帮助后，菲尔努力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原则，以便使法案最终获得通过。

最后，民权运动分子可能在陪审团审判修正案的斗争中失利，但是法案获得了通过。乔以及与他有类似想法的朋友相信了菲尔的主张，即这项法案聊胜于无。 罗伊·威尔金斯同意并召集了一次民权领袖会议，讨论了一整天。威尔金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乔赞成这项法案的理由是，它毕竟是87年来的第一项民权法 案，即使是一项削弱了的法案，而一旦国会通过了一项民权法案，以后就会陆续立法，设法弥补此法案中被剔除的东西。”威尔金斯写道，支持这项法案是他一生中 最艰难的决定。回想起来，他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他记得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在立法期间对他说：“罗伊，如果说我在政治中学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别 以为是面包碎屑就不要’。”

对于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是绝佳的政治成就。约翰逊仍然是得克萨斯的一名参议员，不得不寻求他们对连任的支持，而得克萨斯人不会因为黑人选举权而被 他激怒。因而激发了他追求黑人选举权的整个战略——菲尔是这一战略的设计师。约翰逊夫人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把菲尔和约翰逊在一起描述成一座架在两个相互矛盾 的集团之间的桥梁。菲尔可以与两边的人交谈，但约翰逊无法很成功地与激烈的自由主义者交谈。约翰逊在法案通过的第二天写信给菲尔说：“你在关键时刻打开了 缺口。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我希望有办法告诉全国人民，你对一份有效和可执行的法案的贡献是决定性的。”

菲尔利用这个机会向约翰逊强调了关注其政治未来的重要性。但他说约翰逊不可此时就存竞选总统之心，他建议说：“你目前的态度让我觉得刚刚好。任何人 对这个特殊职位进行明显和热切的设计都会对他造成两方面的损害。第一，他开始失去自由判断的能力；第二，让其政治对手轻易获得把柄。所以请少安毋躁。既不 要否认什么，也不要证实什么——更不要推测。离下次大选还有3年，3年是很长的时间，让那些田纳西和马萨诸塞的人去着急吧。”他指的是基福弗和肯尼迪。菲 尔为约翰逊推动民权法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当他知道自己有多累的时候。如果事情就此打住，或许他可以在韦尔比幽谷再休息一阵，恢复一下体力。但是， 仅仅一个月后，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就下令让国民警卫队阻止9名黑人学生进入先前全部是白人学生的小石城中心高中。下一阶段的民权斗争开始了。

艾森豪威尔对此事不是很感兴趣，他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度假、打高尔夫球上，因此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真空。白宫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在总统度假的纽波特 发表声明，说总统认为此刻需要耐心，《阿肯色公报》收到来自一个图片供应社的电传照片，是总统躺在高尔夫球洞边的草地上，研究着挥杆方法。他们把这作为头 版新闻，并在照片上加了一个标题“研究需耐心”。

菲尔乘虚而入，他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让学校和平地接纳这些孩子，让福伯斯撤销命令，更重要的是防止联邦政府派出军队去镇压。实际上，他的想法差不多是接管政府并推动一连串政策了，当然这听来很不可思议。

在心底里，菲尔对南方同情理解。他赞成学校废除种族隔离，但是他也清楚面对南方的反对，这又是多么难以实现。因此他以极度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投身于 当前的形势中。由于他认为他两边的重要人物认识得够多，可以通过幕后磋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从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也间接联系上了总统、前总统杜鲁门 和副总统尼克松。

当艾森豪威尔最终派出联邦军队后，暴乱平息了，但是小石城事件的余波荡漾了两年多。这一制止了危机的行动——派出联邦军队——对菲尔来说是重重的一击。他认为这对南方和他本人都是一次失败。

对我而言，菲尔在小石城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是第一个信号，让我看出他出了问题。我看到他充满理想主义地使用他的才能，却不理性，令人困惑。他衰弱的身 体影响到他的神志。小石城事件后的一个月，他继续进行他的活动，随后他第一次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10月28日午夜，他崩溃了，那种情况没有其他方式来表 达，所有潜在的身体和精神症状一下子迸发出来了，这些病我甚至都没有想到过。他极度痛苦和绝望，抑郁症压垮了他。他一直哭，没法停下来。他说，他感到被困 住了，无法前行，一切都是黑色的。我们俩一夜都没睡，我拼命地努力，想说服他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没有起任何作用。除了待在他身边，我所能做的微乎其微。我 们发现洗个热水澡会有帮助，于是那天夜里他洗了好几次澡，尽力让自己止住眼泪并缓解绝望的心情。

第二天一大早，我给巴尔的摩的哥哥打电话，当时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精神病医生。我向他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并问他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他给了我 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可以为菲尔分析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推荐了一位精神病医生。有个行动计划对我俩来说都是一种宽慰，我们寄希望于在 这个可怕和难以理解的危机中有人可以依赖。菲尔去看了这位医生一两次，后来他又被转介给莱斯利·法伯博士那里，我们自此与法伯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奇怪的关 系，最后弊大于利。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病，后来的很长时间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菲尔似乎患上了一种剧烈的 和完全的神经系统崩溃，我认为这是他参与的夜以继日的活动以及接下来的失望导致的，小石城事件对他的打击最大。整件事都严格保密，不仅对外界，而且对我们 的朋友、我的家庭甚至我们的孩子。出于某种原因，除了我最初的电话外，我甚至从未和我哥哥谈过是怎么回事或者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因而我没有人可以寻求 建议，只是专注于努力帮助菲尔。尽管我缺乏对他的病的认识，但我相信我们将度过这场危机——经过足够的休息，他会康复，我们将继续向前。我认为，有他的自 信、魅力、幽默、才华和精明，菲尔一定能恢复健康，一切都会恢复正常。没有必要把这个暂时的困扰公之于世，倒应该极力隐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