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前半年虽然事情很多，但还算比较稳定，生活也有规律。菲尔还是不太自信，不相信自己的直觉。有一天，他说他有个想法，但肯定不是好的想法，因为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年轻的奥蒂斯·钱德勒接管了《洛杉矶时报》，成为其发行人。他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想把这份平庸的党派性报纸办成一份高质量的独立报纸。菲尔认为这是与钱德勒合作的好机会，提议两家共同成立一个通讯社，增加驻外记者，费用可通过向大约25家大报出售新闻稿的收入来支付。

奥蒂斯的反应很积极，于是菲尔和我到加利福尼亚推动这项计划，《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通讯社当年成立了，一开始有32家用户。通讯社自此开始发展壮大，目前在国内外的用户有600多家报纸、广播电台和杂志。

7月7日，我和菲尔与奇普·波伦和阿维斯·波伦到新思科舍的度假小屋住了一周，小屋是《邮报》的新闻纸供应商鲍沃特造纸有限公司的资产。跟波伦夫妇的这次旅行令人难忘，部分原因是菲尔看上去状态很好。一周时间内，他只有一次要我跟他出去散步，陪他说话，因为他有点情绪低落。他还是需要帮助，但我当时的主要想法是：“太棒了，他又好了，他终于恢复了。”

旅行过程中，我们不知道肯尼迪总统已经通知奇普，将任命他为驻法国大使。奇普和阿维斯非常谨慎，一个字都没透露。阿维斯在看法国作家加缪的作品《瘟疫》，这本来应该让我们觉察到点什么，但我们没在意。我们从加拿大回来后不久，奇普的任命就宣布了。几天后，我们到总统的船上参加为波伦夫妇举办的宴会。肯尼迪总统的车到达时，客人们正聚集在船尾的扇形甲板上。朋友们坐在折叠椅上围成一圈，只有我旁边的椅子空着，总统别无选择，只有在我身边坐下。我看了一眼菲尔，无声地请求他过来帮忙，但尽管知道我害怕跟总统说话——也许正是因为这点——他却只是看着我，同情地冲我笑了笑。因为觉得总统是出于无奈而坐在我旁边，我更加紧张。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闲聊了一会儿。

船上宴会的第二天，菲尔和我带着史蒂夫去了佛罗里达。我们去是为了比尔·格雷厄姆在迈阿密湖的工程献礼，这项工程是对原来的家庭农场进行开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约25万人的社区。我们在佛罗里达时，发生了一些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事。我觉得，经过漫长的5年时间，菲尔的病情终于好多了。他的抑郁症好像没有了，又对工作产生了兴趣。我倒是对自己的情绪有点困惑。我的情绪每周都在变化，在加拿大跟波伦夫妇在一起时我很高兴，但在佛罗里达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落泪，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是菲尔突然的情绪变化对我产生了影响。在加拿大时我们曾出去散步，帮他克服短暂的抑郁，那是他最后一次保持冷静的时刻。我现在才知道，从那时起，菲尔突然结束了情绪稳定的状态，进而开始转入一种过度活跃的状态，这种过度活跃伴随着恼怒和刻薄的诽谤。我从此知道，反复发作的躁狂抑郁症如果不进行治疗，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并且发作得更加频繁。菲尔现在正在经历一轮加速恶化的发作。

他的症状之一是开始疯狂收购，有些算是合理的，有些则不然。他先是收购了鲍沃特造纸公司的部分资产——我们从加拿大回来的船上，在跟鲍沃特的老板玩沙狐球时，菲尔差不多就跟他谈成了协议。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他又购买了月刊杂志《艺术新闻》——全球最早的连续发行的艺术杂志。菲尔认为这项交易“投资额不大，没有花太多时间和精力，但是很有意思，提高了公司的声望，同时带来了合理的收益。因此，这项交易很令人愉快”。菲尔收购这份杂志基本上是为了我，他觉得我能以某种方式参与杂志的发展，这适合我对现代艺术不断增长的兴趣。菲尔越来越忙，最后我们仓促地决定跟孩子们一起到欧洲去旅行，回来时刚好来得及送唐到哈佛读书。唐那年6月从圣奥尔本斯学校毕业，比同班同学小一岁，但成绩名列前茅。唐离家上学时，菲尔给了他明确的建议，不过对于报业人士来说有点怪异：“不要参与校刊《深红》的编辑工作。你一直生活在新闻业的环境里，不论在我们家还是在弗兰德利家。你已在《圣奥尔本斯新闻》做过编辑，所以你应该学点别的东西拓宽视野。”但是唐只过了3个月就去参加《深红》的面试并成功加盟。从此这成为他在哈佛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他成了这家杂志的总裁。

从欧洲回来后，我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只是我们的外出更多了，菲尔更加卖力地工作。一项重要成就是签下了沃尔特·李普曼，为《新闻周刊》和《邮报》开辟一个两周一次的专栏，并由《邮报》供应其他报纸刊登。这是一步妙招，因为沃尔特从1931年就开始为《先驱论坛报》写专栏了。虽然年事已高，但李普曼依然是优秀的评论员，专栏马上就成了公司的一大财富，被广泛引用，产生了极大影响力。尤其对《新闻周刊》来说，专栏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同时，菲尔还签下了埃米特·休斯，为《新闻周刊》开辟一个每周一次的专栏。但是奥兹·埃利奥特对签下休斯不太高兴，因为菲尔事先没跟他商量。

菲尔的步伐仍在加快。他正在就两件事对总统施压。一方面，他主张由戴维·布鲁斯取代迪恩·腊斯克担任国务卿；另一方面，他主张进行减税以刺激经济。总统关于减税问题较为接受。菲尔给总统写了一封逻辑缜密的长信陈述理由，这表明他的大脑还在很出色地运转。

从10月开始，菲尔变得越来越急躁易怒。除了努力工作推动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通讯社的发展，保持他在兰德公司、经济发展委员会、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董事职位，掌控《邮报》和《新闻周刊》外，他还忙着别的工作。他很久没有演讲过了，但这次接受了一场大型演讲的邀请，在华盛顿建筑协会成立25周年的宴会上发表演说。他说华盛顿正面临全面的危机，该市的“2000年规划”正在“被规划者和反对者们用做麻醉剂，让我们看不到日常所面临的问题”。演讲引起了强烈反响。连《星报》都进行了报道，发表社论说菲尔“对首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令人信服的分析”。更不可思议的是，参与起草演讲稿的《邮报》记者拉里·斯特恩也对菲尔的演讲活动进行了报道。

这次宴会还有个有趣的花絮，华盛顿建筑协会的执行秘书事先曾给菲尔写信邀请我。信中写道：“华盛顿建筑协会确实有点老了，从一点上就能看出来，就是我们认为应该邀请女士们跟丈夫一起坐在主桌上……”菲尔把信交给了助理，并附了一张便条：“回电话说凯很乐意前往，然后再告诉凯她该多么高兴。”菲尔这种武断的口吻说明了他的情绪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当时女性的地位。按照当时的传统，菲尔要我去哪儿我就该去哪儿，而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到了10月，菲尔开始了一项新工作，这项工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加快了我们的生活节奏。他接受了肯尼迪总统的邀请，开始组建通信卫星公司（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COMSAT），将来会成为公司的负责人。10月中旬，菲尔被任命为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这是一家开创性的公私合营的机构，一半是政府组织，一半是电话公司。组建这个机构，把美好的设想变成运转良好、财务稳定的组织，这份全职工作需要超强的组织能力、策略和耐心，以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菲尔当时并不需要这种工作，但他对此非常热心。参与这个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机构，这种诱惑他难以抵抗。菲尔被任命为COMSAT董事会主席的同时，国外风云又起。在艾尔索普和他的新婚妻子苏珊·玛丽10月16日举办的晚宴上，出现了危机的迹象。这个晚宴是为了给波伦夫妇送行，他们即将到巴黎赴任。艾尔索普希望总统出席晚宴，以向法国人表明这位大使对总统很重要。除了艾尔索普和波伦夫妇，只有少数客人：总统和杰基，法国大使及夫人，当时正在哈佛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以赛亚·伯林，再就是菲尔和我。

总统当天早上刚收到苏联在古巴安装导弹的照片，但他还是决定照常出席晚宴。他到了以后，几乎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一把拉着奇普到艾尔索普的花园谈了好长时间。有人从窗户看到，他们好像在争论什么。艾尔索普以为他们可能不会回到屋里来了，开始急得来回踱步。苏珊·玛丽说晚餐的食物不能再放了，这时总统和奇普回来了，我们开始坐下吃饭。

总统坐在苏珊·玛丽的右边。苏珊后来回忆说：“我觉得特别紧张。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全身心的紧张。好像坐在一部全速运转的大功率发动机旁边。”还有一件事也让她印象特别深刻。总统很少重复同一句话，但这天晚上他一反常态地一直说个不停，并将同一个问题问了两遍，先是问波伦，然后又问伯林：“以往苏联人被逼到绝境时都做了什么？他们会怎么反应？”

艾尔索普回忆说，总统“整个晚上都若有所思”。后来，像往常一样，男士和女士们分开活动，肯尼迪说：“当然，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你们就会意识到，照现在的情况看，要不了10年，就会爆发一场核战争。”大家又会合到一起时，总统又拉着奇普到花园，站在那里交谈。最后，他们回到屋里，然后总统就告辞了，说是第二天还有繁重的工作需要起早，走到艾尔索普家门口的时候还在跟奇普争论。

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的开端。奇普是肯尼迪任命的名为“执行委员会”的顾问组的一员，我们后来才知道，总统那天晚上是在劝奇普留在国内，留在顾问组继续服务。但是，奇普知道这种计划变更会让苏联人觉察到什么，因此向总统建议，他和阿维斯应该按原计划第二天起程。乔后来回忆说，这反映出奇普的职业精神：为了对全局有利，他甘愿放弃参与重大事件的机会。

总统仍保持表面正常，并按计划在周末去参加政治活动。他时刻与执行委员会保持联系，并以感冒为由中途返回，主持了执行委员会最后的辩论。辩论结束后，行动计划定了下来：实行封锁，而非之前考虑过的军事打击。虽然高度保密，这件事到周末的时候还是走漏了风声。《纽约时报》注意到了军队的异动和其他反常活动，由斯科蒂·赖斯顿准备了一篇报道。斯科蒂向白宫核实情况时，总统要求《纽约时报》发行人奥维尔·德赖富斯不要进行报道。理由正如阿瑟·施莱辛格所说：“如果媒体进行报道，莫斯科会发出最后通牒，这样总统就没有机会实施计划了。”

到了10月20日，《邮报》开始得到风声。副总编辑弗兰德利正在家中举办晚宴，这时沃尔特·李普曼打来电话说，发生了严重的事情。弗兰德利在家给记者默里·马德打了个电话，然后去了办公室，给在白宫的施莱辛格打电话。施莱辛格只是说，形势“非常紧张”。这一切，加上总统以感冒为借口从芝加哥返回，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事实。

马德据此写了一篇出色的报道。当时国务院有一本来客登记簿，后来就是因为马德的这篇报道给取消了。马德注意到刚刚有两个中央情报局的人登记过，而这在星期六晚上有点不太寻常。他确信正在发生某种危机，但不知道发生在哪儿，于是就在国务院到处转，发现只有拉美局和国际组织事务局的办公室亮着灯。国际组织事务局也处理联合国事务，哈伦·克利夫兰担任该局助理秘书。马德刚好碰到克利夫兰。他必须快速想到一个能够得到有用答案的问题，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的问题显然不行。于是他问：“哈伦，你觉得情况有多糟糕？”克利夫兰回答说：“非常糟糕。”

这时，马德已经排除了柏林和中东，猜到是古巴出现了危机。他想通过克利夫兰证实他的猜测，但又不想直接问，于是他说：“你们会像上次那样（指猪湾事件）等事情发生才介入吗？这次古巴这件事你们知情吗？”克利夫兰说：“我想我们了解情况。”

于是，10月21日星期天这天，《邮报》刊出了古巴发生危机的报道。肯尼迪总统勃然大怒。《纽约时报》已经了解了一半或四分之三的情况，被他阻止了，没想到大家都没注意的《邮报》却凭空杀出。

肯尼迪那天显然给菲尔打了电话，叫他让《邮报》的报道不要针对古巴。查尔·罗伯茨和默里·马德不知道情况，还在到处查证，想把得到的情况理出头绪。菲尔把马德叫到了弗兰德利的办公室，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马德跟他讲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后，菲尔说：“天哪，这就是你的根据呀？”默里回去继续写文章，弗兰德利说我们不是以古巴为卖点，所以导语中不要出现古巴。直到现在，默里还说他不知道肯尼迪跟菲尔说了什么或菲尔答应了什么，但菲尔很明显想让《邮报》避开古巴问题。

第二天的报道使用了八栏横幅大标题《美国将作出重大决定》。马德没有署名，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昨天，华盛顿表现出和平时期最神秘的气氛，主要决策者们就有关国际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但禁止对此进行讨论。

《纽约时报》昨天报道说古巴是行动的焦点，但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们拒绝对此进行证实或否认。星期一，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向国会领袖通报了情况，晚上对全国发表了讲话，指出古巴是危机所在地。肯尼迪的画家朋友比尔·沃尔顿和另一位朋友海伦·恰夫恰瓦泽正要跟肯尼迪夫妇共进晚餐，他们在乔治敦的比尔家中看了肯尼迪的讲话，然后马上赶到了白宫，这时肯尼迪刚从广播间的地下室上来。比尔告诉总统，他刚刚作了一次很棒的和平演说，肯尼迪回答说：“但现在我们只能倾听和祈祷，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时候，一位白宫工作人员把他们拉到一边说：“如果发生意外，您和恰夫恰瓦泽女士会被一起送走。你们必须走。”他是说要到特别在郊区为总统建造的保护设施去。海伦一下子哭了起来，说她不能去，因为两个孩子还在家里由保姆照看着。“我不能去，我不去。”她说。工作人员赶紧安慰她说：“我想应该不会出事。”海伦这才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