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内政作君子，外交当小人》。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主要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件事是内政，第二件事是外交。处理内政要以君子思维为主，政府官员、政府政策、国家法律，在对待国民的问题上，要坦坦荡荡；外交要以小人思维为主，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要尽可能周旋，据理力争，寸利不让。君子与小人是截然相对的概念，以此来解释国家职能的内外两面，倒是有一点新鲜，也有一点形象。

所谓君子，以前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或者妻子称丈夫，后来则主要泛称有才德的人。小人呢？以前还有自谦的意味，后来就是专指那些行为不正派的人了。钱泳《履园丛话》认为：“行仁义者为君子，不行仁义者为小人。”就是说，君子和小人是通过个人的后天行为来区分的。所以他的“君子、小人，皆天所生”，不是说二者先天即有，而是说是一种必然存在，因此，“将使天下尽为君子乎？天不能也。将使天下尽为小人乎？天亦不能也。”龚炜在《巢林笔谈》中也有一说：“多生君子，不如少生小人。”这应该是气话。在他看来：“汉末名士，乃是真名士；宋世儒者，乃是真儒者。汉亡而宋弱，剥床之祸烈矣。”真君子硬是敌不过真小人，龚炜很有些无奈，只有恨恨地道出心中的感慨了。剥床，代称残害忠良或迫身之祸，语出《易经》：“剥床以足，以灭下也。”清朝陈梦雷《周易浅述》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又说：“阴祸已迫其身也。”剥床就成了专有名词。

根据人的行为，划分出君子与小人两大行列，只是一个类的划分。实际上在君子或小人的队伍中，也是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所以钱泳还说：“君子中有千百等级，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级。”于是，“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内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内君子者有之，不可一概而论也”。想一想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倘若二者泾渭分明，一目了然，人类岂不是可以肉眼分类？庄绰在《鸡肋编》推荐一首五言绝句，说是可以鉴别“小人之相”：“欲识为人贱，先须看四般，饭迟屙屎疾，睡易著衣难。”认为拿去当样板，“盖无不应者”。老实说，字面虽然不难理解，但除了“为人贱”三个字之外，笔者还真参不透其中的玄机。倒不如同书另载的一件事容易判别：唐太宗赏玩禁中树，说：“此嘉木也！”宇文士及立刻“从旁美叹”，跟着喝彩。太宗乃正色曰：“魏征常劝我远佞人，不识佞人为谁，今乃信然。”在太宗眼里，随声附和者就是小人的一种。

君子、小人既然有“千百等级”之分，就必然有极品产生：极优品或极劣品。周锜《寓圃杂记》载，明宪宗也就是成化皇帝“很知人”，有一天他对通政陈定说：“尚书蛊宽是君子中之君子，甄容是小人中小人。”有一年元宵观灯，成化帝命大臣皆赋诗，诗成，“有钞币之赏”。甄容也来了一首，但成化帝看也不看，说：“汝素不能也。”但也没让他空手，“与饼饵数枚”，不是奖赏，而是“以赧之”。看起来，他的确骨子里瞧甄容不起，可怪的是，周锜说，成化知道蛊宽和甄容如此不同，“然各任其材，曹无废事”，如甄容这种“极劣品”究竟从事什么才合适呢？遗憾《明史》里没有二人的传，使我们无从了解成化帝的判别标准。

《三垣笔记》载，明朝崇祯皇帝即位，侍御倪文焕以附崔呈秀而被削职回家。他的同乡、中书乔可聘去看他，文焕神色沮丧。乔可聘说，别的人不用说了，杨涟、左光斗两人，“以忤珰罹祸，君子也，公纠之，何故？”倪文焕说：“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我居言路时，举朝皆骂杨、左诸人，我自纠小人耳。如今看起，原来是两个君子。”倪文焕这是在试图模糊君子和小人的原则界限，以为自己开脱。崔呈秀是什么人？《玉镜新谭》载“恶党之私呼魏忠贤”，别人都叫他“九千岁”，而崔呈秀“直呼为亲父”！后面一则更说他，“其不忠不孝如枭獍，其残害忠良如豺狼，其贪婪淫秽如狗彘”。枭獍、豺狼、狗彘，叠加在一起，崔呈秀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当然，我们要依照古人对动物的认识，比如他们认为枭为恶鸟，生而食母；獍为恶兽，生而食父，所以枭獍就是忘恩负义之徒或狠毒的人。同朝梅之焕说：“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前面半句用之于倪文焕与崔呈秀，恰当不过。

清代学者王士禛还有一个观点：“待小人宜宽，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我哉！”在大的原则来看，说得非常在理；但今人一般都是把贪官比作小人，从这个角度看，王的话就不能苟同了。

2005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