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呼吁：领导干部不要做时尚的领头人。呼吁基于一种我们都习见的现象，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赶时髦，扮演着时尚消费引导者的角色。比如说手机吧，要想知道什么是最新款的，往往留意一下领导干部手上拿的，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楚王好高髻，宫中皆一尺；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上行下效，前人已有精辟的总结。被八国联军赶去“西狩”的光绪皇帝，在“衣履敝垢”之际，“一日内侍进呈新袜”，因为“式劣”还非常“不悦”。内侍到慈禧那儿告了一状，慈禧赶来当面问他“袜佳耶？”“差长否？”光绪“然”了两然，才老老实实地穿上了。

古时的物质没那么丰富，诱惑没有现在那么多，住房、用“车”等等又都有严格的规定，僭越不得，能引领时尚的，也就是在自己身上打点主意，当然，正式场合的官服又是个例外。唐朝的路岩，“风貌之美，为世所闻”，他在成都当官的时候，整天“以妓乐自随，宴于江津”，吃喝玩乐。路岩“善巾裹，蜀人见必效之”，他于是又“翦纱巾之脚，以异于众也”。路岩所引领的时尚，到了闾巷之人但盛装修饰必被讥之“尔非路侍中耶”的地步。《万历野获编》载，明朝首辅张居正“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于是乎，下面的官员“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工部郎徐渔浦，根本没什么家底，但“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参错”。还有个太守叫金赤城的，“家无儋石，貌亦甚寝”，但只要走近他的家，“则十步之外，香气逆鼻，冰纨雾谷，穷极奢靡”，连尿盆都是银的。记载却说他“作吏颇清白”，十分滑稽，他要是不贪不占，支撑得起这种消费吗？

福康安就更不得了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笙歌一片，彻旦达宵”，率军打仗也不例外。他喜欢昆曲，“每驻节，辄手操鼓板，引吭高唱”，至于“虽前敌开仗，血肉交飞”，他这里“袅袅之声犹未绝也”。福康安是傅恒的儿子，据说三藩之乱后他是清朝异性封王的第一人，颇受赏识。因此，他爱穿紫色的衣服，大家争着效仿，“谓之福色”。这些记载，是官员奢的一面所引领出的“时尚”。与之相对应，则是俭。俭，也能带动“时尚”。当然，这所谓俭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对不同的人来说，俭的内涵并不一样。比方对明朝皇帝朱元璋来说，衣服洗过了还肯再穿，就是一些人眼中的俭了。事见《典故纪闻》：“太祖视事东阁，天热甚，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浣濯者。”参军宋思颜便在一旁发感慨了：“主公躬行节俭，真可示法子孙。”是朱元璋头一回如此，还是宋思颜在大拍马屁？且不计较吧。但宋思颜接下去的话却说得不错：“臣恐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这些话让朱元璋听了很受用，他借题发挥地说：“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于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朱元璋的例子实在有些特殊。但作为一个官员，尤其是方面大员，通过自己的以身作则是可能改变一地陋习的。《郎潜纪闻二笔》里另有一位董教增，刚到四川任上时，那里“俗尚华侈”，乃下决心扭转。“每公宴，诫不用优伶”，吃饭就是吃饭，不用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助兴。有一次总督勒保请他喝酒，“公至门，已通刺矣，闻音乐声，即返去”。总督是当地的“一哥”，名片都递上了，哪里还有不进去的道理？但董教增仍然掉头就走，待“勒公为之撤乐，乃复至，饮尽欢，风尚为之一变”。董教增当然不是和勒保过不去，而是显示践行自己言出必信的诺言；勒保显然也极其认同，那么，“蜀人两贤之”就不出人意外了。

不过，在“俭”的行为之下，还要擦亮眼睛，分清性质。比如《池北偶谈》里有个刘念台，“居常敝帷穿榻，瓦灶破釜”，结果别人登他的门时，“饰舆骑而来者，多毁衣以入”，好衣服也得弄破几个洞，与他保持同步。刘念台“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从而效之，布价顿高”。看到这个效果，刘念台也许会很高兴，但实际上别人是被迫而俭，顺着他，做个样子给他看，说到底他还是被蒙了。对那些官场油子而言，做出这种样子也确实不是什么难事，李宝嘉《官场现行记》里的“巧逢迎争制羊皮褂”，对此揭示得痛快淋漓。不过，李著中署院的“俭”与刘念台的，可能是两码事。在署院的“带动”下，“浙江官场风气为之大变。官厅子上，大大小小官员，每日总得好两百人出进，不是拖一爿，就是挂一块，赛如一群叫化子似的。从前的风气，无论一靴一帽，以及穿的衣服花头、颜色，大家都要比赛谁比谁的时样，事到如今，谁比谁穿的破烂”。关键在于，那个穿得顶破烂的人，大家都朝他恭喜，说：“老哥不久一定得差得缺的了！”那么，这纯粹是一种欲进先退的时尚。

清朝乾隆时的进士、广东海康人陈昌齐说过：“人必须节俭，然后可以立品。”说“人”而不是说官，可见此中的“品”不是官品而是人品。节俭与否的确可以上升到人品的高度，尤其是对待公款消费的态度上。此番人大代表的呼吁，是在说尽快规范干部职务消费行为，莫让少数干部利用职务之便，行奢侈浪费之风吧。

2005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