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广东宏远队击败江苏南钢队，成功卫冕CBA总冠军。这场比赛称得上一波三折，广东队落后、追平，再落后、再追平，反超，实现逆转，媒体普遍认为是心态较量的胜利。综观总决赛五场比赛，双方该赢的球赢不下来，赛后的报道都离不开“心态”二字。再往前溯，主教练李春江说自己的队伍这个赛季磕磕碰碰，也是“因为心态问题”。

心态，就是心理状态。不要说体育比赛时，心态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就是在平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也非常重要。南朝乐府民歌里有一首《懊侬歌》：“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看上去，如同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旅人边乘船行进，边屈指计程，归心似箭中表现出乐观的心态，韵味无穷。清朝大学者王士禛也认为“愈俚愈妙”——虽然他旋即又认为“读之未有不失笑者”，不必计较，从本人涉及过的史料看，鲜有不引起王士禛发“笑”的事情。千万别小看了这一计算，《客座赘语》转引《新知录》也讲到有两个人一起坐船，一个“性急昼夜计程，稍阻辄愤懑，形为枯瘁”；另一个“性缓，任之，增食甘寝，颜色日泽”。其实两个人最后还是“同时登岸”，心态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可见一斑。

宋朝大词人柳永一直有当官的心态，可惜总是不能如愿。他的《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就这一句话，令他的进士及第晚到了好几年。《渑水燕谈录》载，柳永虽然中了进士，但是十几年过去了，仕途不达。有位史姓大臣“爱其才而怜其潦倒”，总是帮他留神出路，“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正好这时司天台又奏“老人星见”，史大臣“乘仁宗之悦”，推荐由柳永执笔。柳永“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但是自己得意不行，写出的东西还得上面认可。“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到“宸游凤辇何处”一句，发现与自己给真宗作的挽词暗合，“惨然”；再读到“太液波翻”，恼了，说：“何不言‘波澄’！”然后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但从此于“倚红偎翠”中寻找寄托的柳永，因为仁宗说过他“且去填词”，便当成了招牌，每每自称“奉圣旨填词柳三变(柳永原名)”，说明他对权力的膜拜心态仍然没有变。老人星是南极星座最亮的星，民间把它称作寿星。北方的人若能见到它，预示吉祥太平。所以杜甫有诗云：“今宵南极外，甘作老人星。”范仲淹写过《老人星赋》，开篇就说：“万寿之灵，三辰之英。其出也，表君之瑞；其大也，助月之明。”唐朝李频还留下了《府试老人星见》，可见科举也拿去当题目了。

柳永想当官而当不上，还有的是一心想当大一点的官当不上。《南部新书》载王主敬为侍御史，“自以才望华妙，当入省台前行。忽除膳部员外，微有惋怅”。他的这种心态给吏部郎中张敬忠看出来了，在《全唐诗》里还留下了记录：“有意嫌兵部，专心望考功。谁知脚蹭蹬，却落省墙东(膳部在省城的东北角)。”这一点，倒是唐朝杨昭俭的心态值得推介。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自题家园以见志：“池莲憔悴无颜色，园竹低垂减翠阴。园竹池莲莫惆怅，相看恰似主人心。”

能不能按照意愿当官要摆正心态，当上了也要如此。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赵阆仙督学江南，“力矫时风”，过江击楫曰：“某若一毫自私，不能生渡江北矣。”于是干谒不行，孤寒吐气，簠簋之风(指官吏贪财受贿的风气)为之一变。魏象枢为京兆尹，曾自书一匾，曰“我愧包公”。须知魏象枢是被史家誉为“清初直臣之冠”的，乾隆时还下令群臣“言官奏事当如魏象枢奏疏”。魏象枢的心态就摆得很正，他认为“国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抚”，因此“督抚廉则物阜民安，督抚贪则民穷财尽”。他在迁刑部尚书时曾经上疏曰：“臣忝司风纪，职多未尽，敢援汉臣汲黯自请为郎故事，留御史台，为朝廷整肃纲纪。”这样的为官心态，便是后人也多有不及。其后的秦瀛，引其事自励，把顺天府衙门干脆叫做“知愧堂”，还撰写了一篇《知愧堂记》。可叹的是，正面典型虽有，反面的更触目惊心。《山志》里有一则归有光非议科举取仕的文字，颇有代表性。他说当时不少人“一为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迁转之不急、交结承奉之不至”，完全是怎么捞、怎么编织关系网的心态。在升官方面，“书问繁于吏牒，馈送急于官赋，拜谒勤于职守”。这样的官员，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吗？

江苏队在第四节还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最终遭到翻盘，主场球迷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是可以理解的。但广东队在领奖时仍然受到矿泉水瓶的攻击，李春江先遭嘘声，再遭拳脚……暴露出的则是球迷的心态问题，由此折射出的更是素质问题。

2005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