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高考状元李洋的人生经历今年可谓大起大落。先是因为高考移民(差一个月未移满两年)的身份不准报考本科第一批高校，而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就在民间无比叹惋乃至义愤、其本人亦准备复读再战之际，又被香港城市大学重金吸纳。李洋的遭遇，引发了关于高考移民的大讨论，论者莫不以为此乃当代产物，其实不然。人们不是喜欢以科举类比高考吗？科举场上的这种做法比比皆是，只不过名词不一样而已，那时叫做“冒籍”，冒充籍贯。李洋是湖北人，为了高考而变身海南人，就属于典型的冒籍。

《万历野获编》之“科场”部分，有许多冒籍的记载，说明初“冒籍之禁颇严，然而不甚摘发”。许是问题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吧，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顺天举冒籍者十二人”，礼部主事周骙请照例论罪，于是“已中式者斥不录，未中式者终身不许入试”。这种处理旋即被认为过于严厉，又“令斥回者仍许再试”；其中一个叫汪谐的，在接下来的这科还顺利考取了。大抵冒籍的人不少都是这样，未必是没有真本领，而是要利用一下不那么公平的规则。嘉靖时的会稽陶大顺，也是先冒顺天籍夺了经魁，“事发斥归”，又在本土中了第四名。

明朝嘉靖年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杨允绳纠劾胡膏之贪，反为所讦；结果杨允绳论死，胡膏升官。到隆庆时，胡膏事发，杨允绳平反，而当杨之孙与胡之养子王国昌都中了万历戊子科(1588年)时，正义之士不干了，揪住的就是王的冒籍问题。他们说胡膏是余姚人，而王国昌成了徽州人，且此前王国昌曾“以余姚县生员冒顺天通州籍，名胡正道中式，已经参论问革；今安得复冒徽州？”处理结果是王国昌“问斥如前”，还是回家待着。但王国昌不服气，到京师据理力争，云自己“既斥于顺天之浙籍，再斥于应天之徽籍；姓胡既不可，姓王又不容，则天壤之间，当置臣何所？”因为王国昌并非胡膏亲生，又因为其人确实有才——“能顷刻成文数十篇，皆铺叙可观”，终于“许复试入会场”。单就籍贯问题而言，李洋与王国昌真有神似之处。倘若没有被香港城大录取，选择复读的李洋也将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留在海南，明年高考他仍是移民身份；如回湖北，他则成为湖北的高考移民。

对冒籍者的处置，旧时当然并不仅仅不准再考那么简单，以笔者所见而言，万历乙酉科(1585年)的做法最为酷烈。那是因为顺天考生张元吉的投诉，查出共有浙江冯诗、章维宁等八人冒籍。有人说，张元吉是郑贵妃的亲戚，“又贵妃弟入闱不得荐，故以此修隙”。于是，办事的人“未免迎合内旨，处分遂尔过酷”。怎么处分的呢？冯、章二人“枷示顺天府前”。这年冬天偏偏“凛冽倍常”，二人“僵冻几死”，赖同乡沈继山“以乡曲怜之，倍予衣食，得不毙”。而沈继山却为此付出了贬去南京为官、降俸二级的代价。枷满日，冯、章二人与其他六人“俱发为民，禁锢终身”，其中的史纪纯之父被“革职闲住”，提学御史、正主考也受到了相应处分。记载此事的沈德符也认为：“自来冒籍受法，未有此严峻且滥及者。”

国人原本是很注重籍贯的，韩昌黎、王临川、严分宜、袁项城，从古到今，各色人等的籍贯往往还成为他们的别号。为什么要冒籍呢？没别的，跟今天一样，录取资源的分布不均衡。看吴宗国先生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考证的冒籍，能够受到许多启发。唐朝科举，报名后先要由县进行考试，然后再由州府考试，合格者始给予解状，送尚书省。因为京兆(长安)、同州、华州(俱在今陕西境内)解送的录取比例最大；而解送名单上列为前十名的，有时全部及第，一般也十得其七八，所以天宝(玄宗年号)后士子“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务华中的一项，就是冒籍，不是那儿的人硬说是那儿的。韩愈感慨：“今之举者，不本于乡，不序于庠，一朝而群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宜矣。”所以，下邽人(今陕西渭南)白居易，“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今安徽宣城)所贡”。据说苏州人张籍，则为韩愈本人在徐州主试时所荐送。

“高考移民”委实是一项文化传统，这传统所以无须弘扬而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土壤——“配额”存在严重地区差异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改变。据海南省教育部门的统计，除北京、上海、西藏外，全国其他省市区都在向海南省进行“高考移民”，乃至每五个海南考生中就有一个是“高考移民”。人们选择海南，在于那里的招生指标多，录取分数低；当然，更在于其户籍制度的宽松，北京的录取条件更好，但一般百姓哪里挤得进去？

2005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