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常说清朝闭关锁国，并把晚近中国的落后归之于这种漫长的固步自封。但事实上，清朝将近三百年间，真正闭关锁国的时间只有区区二十一年，还不到这个王朝历史的十分之一。并且，这种闭关锁国从现实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正确选择：明朝灭亡后，唯有台湾郑氏凭借风急浪高的海峡继续奉朱明正朔，不断派兵骚扰沿海。为此，1662年，康熙下令禁绝所有口岸的对外贸易，并将沿海居民内撤30-50里。1683年，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清政府取消了海禁。两年后，又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地开设海关，这就是所谓的四口通商。

清朝二十一年的闭关锁国，却给后人留下了长期与世隔绝的坏印象。究其因，不在于海禁政策施行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清朝君臣固有的观念里挥之不去的天朝情结。简单地讲，清朝——无论君王还是臣民，都以天朝上国自居。他们自认为物产丰富的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和夷人做生意通有无。仁慈的皇帝之所以允许通商，不过是对夷人的恭顺赐予的“恩惠”。也就是说，当天朝觉得夷人不够恭顺，可以随时取消这种“恩惠”。就像马戛尔尼使团中的一个成员在他的游记里写过的那样：“中国人从小时候吃奶起就逐步养成了对外国人和商人的偏见。”在四口通商维持了七十多年后，正是恼怒于夷人的不够恭顺，清朝才从实质上断绝了宁波、厦门和上海的贸易，仅仅开放广州，实行一口通商。

这件事得从一个叫洪任辉的英国人说起。洪任辉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此人精通汉语，是英国第一个汉语翻译，多年来一直在广州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当时，西方与清朝的主要贸易地是广州，而广州地方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职权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诈勒索。东印度公司不胜其扰，同时也为了扩大与清朝的贸易，指派洪任辉和喀喇生带两支商船北上定海。随后，英国方面把更多的商船发往宁波等地。如此一来，到达广州的英国商船便急剧减少，广州官员的灰色银两与海关税收均呈直线下降。为此，两广总督向乾隆提请将宁波的关税翻一番，打算以这种方式来迫使洋商“自愿”留在广州。

对帝国税收来说，无论洋商的目的地是广州还是宁波，其收益原本都一样。但乾隆不这样想，他不愿看到洋人的船只像蝗虫一样从南方扩散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广州这个地方，保有一个帝国与夷人之间的窗口，既以此彰显天朝对恭顺熟番的关照和恩赐，也方便宫中进购自鸣钟、八音鼓之类的西洋新玩意儿。

果然，宁波的关税很快就比广州高出了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辉北上。这个说得一口标准汉语的英国人，因缘际会地成了第一个向中国皇帝告御状的外国人。

洪任辉到达天津后，通过向官员行贿，将一纸诉状送达乾隆御前。状纸中，洪任辉指控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官员敲诈勒索，作为洋商代理机构的洋行故意拖欠货款，希望天朝改革现行贸易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乾隆看完状纸，龙颜大怒——皇上最大的愤怒，不是他选定的官员们假公济私，而是这个非我族类的夷人，不但说得一口汉语，而且还找到了中国人帮他写状纸，此中隐情必定就是中外勾结。况且，这个夷人对天朝恩赐的贸易机会，不但不心怀感激，反而横挑鼻子竖挑眼。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有辱天朝体面。

独裁者愤怒的后果很严重：洪任辉被押往澳门，在大牢里蹲了3年，那个胆敢给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刘怀，被斩首示众。在乾隆亲自给洪任辉拟定的几条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条是：擅自学习汉语。